参考资料：《叛逃之后的张国焘》——同舟共进、《揭秘中共叛徒张国焘的最后结局》——文史月刊、《张国焘的最后三十一年》——党史文苑、《张国焘客死异国内情》——党史文苑、《张国焘的晚年》——科技文萃
01
1938年4月5日，正值农历清明节，国民政府安排西安行营主任兼陕西省主席蒋鼎文主祭黄帝陵。
中共方面也选派了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的身份前去参与。
这本该是国共携手、共祭祖先、凝聚民族向心力的庄严时刻，张国焘却早已心怀鬼胎。
祭奠一结束，张国焘便公然拒绝返回延安，径自从祭陵现场随蒋鼎文登车，直奔西安而去。
蒋鼎文见此情形，迅速发电向蒋介石请示应对之策。彼时，南京已沦陷，国民政府的政治中心迁移至武汉，蒋介石很快回电，欣然欢迎张国焘前往武汉。
4月6日，在蒋鼎文的陪同下，张国焘搭乘飞机离开西安。抵达武汉后，他住进了汉口法租界的万国旅社。
还没等安顿好，张国焘便迫不及待地通过媒体发表了《敬告国人书》，公开宣告自己脱离共产党。这一行为，彻底将他背叛革命、背离人民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
同月，中共中央得知张国焘的叛党行径后，果断做出反应。鉴于张国焘严重违反党纪，对党的事业造成极大危害，中共中央毅然决然地开除了他的党籍，将这个叛徒彻底清除出党的队伍。
叛逃至国民党阵营的张国焘为表忠心，在反共之事上十分卖力，期望借此获得国民党的认可与重用。
然而，国民党内部本就派系林立、人心复杂，对张国焘这个“外来者”始终存有戒心。从一开始，国民党人就密切留意他的一举一动，对其言行充满警惕，时刻加以防范。
抗战初期，形势所迫，国民党设立了“国民参政会”。
这个机构旨在容纳各党派、各阶层代表，共同参与国事讨论。最初，由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担任议长，汪精卫叛国投敌后，议长一职便由蒋介石兼任。
蒋介石提名张国焘为参政会第一、二、三届参政员。
表面上，这似乎是给了张国焘一定的政治地位，实际上，蒋介石另有打算。
在台面之下，蒋介石秘密将张国焘交给戴笠“关照”。
戴笠掌管的军统局，以手段狠辣、特务活动高效而闻名。蒋介石此举，一是想借军统之力牢牢掌控张国焘，二是期望张国焘能在反共方面发挥更大效用。
张国焘却未能看穿蒋介石的心思，还以为自己真的受到国民党重视，积极主动地为戴笠出谋划策，全身心投入各种反共活动。
当时，军统局内部已设有一个“特种问题研究室”，是专门对付共产党的机构，为了接受张国焘一套反共措施，增设以张国焘为主任的“特种政治研究室”，为了培养一批“特政”工作人员，办了“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由张国焘自兼主任。
按照张国焘的计划，要在延安周边广泛设立“特侦站”，构建刺探延安情报的网络，这个训练班的学生毕业后便被派往这些特侦站工作。
戴笠派到张国焘身边担任助手的黄逸公（曾就读于苏联东方大学，后叛离中共）曾表示：“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整整七年时间，张国焘的那套反共计划都没有取得显著成效。”因此，军统对他并不重视。
抗战胜利后，张国焘随国民参政会复员到南京。不久，参政会撤销，军统机构精简，“特种政治研究室”也不复存在。
蒋介石仍认为张国焘“反共有功”，给了他一个有“油水”的职位以示安抚，公开任命其为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这类机构本就是坐在办公室就能轻松获利的地方，可张国焘贪得无厌，竟然盗卖救济物资，引发地方不满。
之后，在军统的庇护下，张国焘到上海创办了《创进》周刊，他自任发行人兼社长，并邀请反动学者郑学稼担任总编辑。
该周刊1948年6月创刊，总共只出了20多期，销路十分惨淡。
02
1948 年寒冬，中国人民解放军接连打响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硝烟散尽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部队已损失殆尽，蒋家王朝的统治根基摇摇欲坠，败亡的结局已然注定。
此时，大批国民党的高官显贵见势不妙，纷纷仓皇逃往台湾，试图躲避即将到来的历史清算。
张国焘苦心经营近一年的《创进》周刊，本就因内容充斥着不合时宜的论调，销量惨淡、举步维艰。面对这般困局，张国焘当机立断，匆匆关停了这份刊物，试图就此斩断与往昔失败事业的联系。
而后，张国焘怀揣着一丝侥幸，将目光投向台湾。他开始四处奔走，动用一切关系，急切地筹备着前往台湾的行程，妄图在那片陌生的土地上寻得一处安身立命的栖身之所 。
但当时从大陆飞往台湾的机票十分紧张，而且蒋介石曾当面指示毛人凤，尽可能不让中共叛徒前往台湾。所以，当张国焘找到毛人凤时，毛人凤只是“勉励”他与党国共存亡。
张国焘刚离开，毛人凤就拨通了蒋介石私宅的电话，汇报了张国焘的请求。蒋介石生气地说：“这些趋炎附势、见风使舵的叛徒，还会真心实意跟着我们吗？让他自生自灭去吧！”
回到住所后，张国焘坐立难安。他自然不愿意“与党国共存亡”，于是四处托关系、想办法，最终在1948年11月，举家登上了飞往台湾的班机。
张国焘携家眷逃到台湾后，举目无亲，一切都得靠自己。当时正值冬天，他急于找地方安顿全家，奔波了好几天，才在台北租到一栋房子。
张国焘想继续为国民党效力，可一年过去了，国民党既没有起用他，也没过问他的生活。
尽管他一直念叨着自己是“国民党六届中央委员”，但国民党早已将他遗忘。
不久，他居住的房子被行政院批示，辟为东南行政长官公署，强行征收。
他怒气冲冲地前往行政院理论，一番折腾后却毫无结果。
房子最终还是被占用了，潦倒的张国焘深知自己处境狼狈，正所谓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在迁台后的第二个冬天，他再次带着全家迁居香港。
在香港九龙，张国焘以6000港元租下一套房子，里面有两间卧室、一间厨房和一个女佣的居室。
出于政治考量，他使用化名“凯音”，并标榜自己在政治上采取“超然”态度，既不与左派打交道，也不与右派往来，专门和持第三立场的人结交。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张国焘已在香港安顿下来。他平日里没什么事，便订了几份报纸，一心研究战争的前景。
随着朝鲜战争的持续，黄金价格一路飙升，张国焘于是将全部家当以5000美金作押，在金融市场做起了“炒黄金”的生意。
起初，事情正如他所料，黄金价格持续走高。
然而，黄金价格突然在一夜之间大跌，等张国焘反应过来时，已经跌得惨不忍睹。他匆忙脱手黄金，但为时已晚，原本的5000美元，最后只剩下2000多一点。
人生失意时，厄运往往接踵而至。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一次上街采买蔬菜，不慎摔倒，竟摔断了臀盘骨，从此落下跛行的毛病，日常行动变得异常艰难。这接二连三的打击，让本就困顿的张国焘愈发陷入窘迫的境地。
他与同样客居香港的原国民党桂系重要人物程思远往来甚密，言谈间，似乎对自己过往的种种行径生出了些许悔悟之意。
03
1951年，青年党领导人谢澄平与程思远经过多次交换意见，决定组织一个定期座谈会。不久后，原国民党要人张发奎、顾孟余邀请张国焘出任新创办的反蒋刊物《中国之声》的社长，张国焘也发表过反蒋的文章。
1952年10月10日，由张发奎、顾孟余积极筹备的“自由民主战斗同盟”正式宣告成立。但好景不长，“战盟”成立不久就发生了分裂，张国焘的《中国之声》社长一职也被张发奎派其亲信林伯雅接收。
失去职务后，眼看积蓄日渐减少，张国焘夫妇心中满是焦虑。
年届50的张国焘，对自己多年来的遭遇倍感心酸。
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张国焘费尽了心机。眼看现有的积蓄越来越少，他和妻子杨子烈更是焦虑不已。
一家人只能靠当教师的大儿子张海威不多的薪水勉强度日，每天用粗茶淡饭填饱肚子，还要供二儿子和三儿子读书，其中的困难可想而知。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们只能向三弟张国杰求助。
但张国焘不好自己出面，便由妻子杨子烈给张国杰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国杰弟：大哥生活拮据，只靠大儿海威教书糊口。现想将二儿湘楚和三儿渝川暂回老家寄养。家中意下如何？请速回信。嫂杨子烈”。
1951年4月，正值土改、镇反时期，张国杰收到这封信后，担心因此受到牵连，便主动将信交给了上栗公安派出所负责人李明志。
李明志看完信后说：“这信不必交，属于一般家信，你可以自己留着。”
张国杰却表示：“留在你这里好，不然领导要看会不方便。”
在张国杰的坚持下，李明志留下了这封信，而张国杰最终也没有回信。
就在张国焘生活处处不如意的时候，新中国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看着自己穷困潦倒的处境，张国焘心中萌发了回归大陆的想法，之后便有了下面这些事。
时间是1953年春天的一天，当时正在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新闻工作的金尧如，接到了一个姓陈的打来的电话。
陈先生在香港出版界工作，曾与金尧如有过几面之交，据说是陈独秀的儿子。
他约金尧如一起喝咖啡，并说有事要跟他谈。双方见面寒暄一番后，陈先生便慎重而认真地说：“张伯伯最近几次同我谈起，说他看到中国共产党解放了祖国大地，心里也很振奋。现在他闲居在香港，实在太寂寞，也自感惭愧。他很想回北京去，重新回到党的领导下，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建设工作。我告诉他，我认识新华社的金先生，他很高兴，要我请教请教你，有没有可能回北京向毛泽东主席反映一下他的愿望。”
金尧如答：“张国焘先生愿意回归党和人民，当然是好的，我可以反映上去，再听中央的回音。”
陈先生马上补充说：“张国焘伯伯告诉我，他准备写一封信给毛泽东主席。”
金尧如回到分社后，向社长黄作梅如实汇报。黄作梅同意向北京反映。
金尧如即打电话约陈先生仍在咖啡厅见面。
双方坐定后，陈先生说：听说你们可以向北京反映，张国焘伯伯很高兴昨晚连夜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主席。现在我就把这封信交给你。告别陈先生后，金尧如急忙赶到黄作梅家，把张国焘的信交给了他。只见信封上写“毛泽东主席”，下署“张国焘拜上”。
信是开口的，以示转信人也可启看。取出信来一看，抬头写的是“毛泽东主席并刘少奇书记、周恩来总理”。
信写得不长，大意是：在你们和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立新中国的胜利，我感到极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愧疚。经过这两三年的思考，我决心回到党的身边，在你们的领导下，为党和人民事业尽我一点绵薄之力，鞠躬尽瘁，以赎前愆。
黄作梅不敢耽搁，立即派人把张国焘的信，送给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再由分局转呈中央。
两三个星期后，刘少奇以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名义传来指示：张国焘若愿意回来，中央持欢迎态度。不过，他必须先向中央提交一份报告，深刻检讨自己在历史上坚持错误路线、反对党中央、分裂党中央，乃至最终背叛党和人民的严重过错，并提出改过自新的保证，以此表示自己的决心。
金尧如当即电约陈先生，如实转告刘少奇的话。听完金尧如转达的回话后，陈先生半晌不语。良久，才说：那我就回去告诉张伯伯。金尧如说：好，但务必请给我一个回音。
第二天，陈先生打电话给金尧如说：张伯伯这几天身体不太好，他说这件事且搁一搁，慢慢再说吧。他要我谢谢你们。
04
1953年，正处于贫困潦倒中的张国焘，做梦也没想到美国中央情报局会通过美国亚洲研究中心找上门来，向他打探有关中国党政领导人的情况。
自从张国焘脱离共产党后，已经过去了15年。他所能提供的不过是15年以前的情况，一般人都会觉得这些不会有多大价值。
但美国人有自己的盘算。他们希望通过了解中共党政领导人的过去，来推测这些人的现在和未来。从这些人的籍贯、性格、爱好、交往等信息中，推测其在党和政府中的地位、关系，乃至即将奉行的内外政策。
而张国焘与建国后担任领导职务的绝大多数高级干部都有过接触，甚至长期共事，掌握着一般人无法知晓的情况。
所以，美国人决定利用张国焘，且没费多少周折就取得了他的配合。
对于美国人的意图，张国焘心里跟明镜似的。
在他眼中，自己早就脱离中共多年，和中共没了任何感情上的牵连，用不着为其保密。美国人每次前来拜访，都会支付一笔报酬。虽说这笔钱不算多，但对于处在窘迫之中的张国焘一家而言，却无异于“雪中送炭”。
1953年7月15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大门悄然打开。
受美国国务院委托以及中央情报局指示，他们朝着张国焘的居所迈出了脚步。此后，这样的拜访频繁上演，先后约20次。
每次到访，美国人都怀揣着明确的目的，他们一心想要从张国焘口中，挖掘出有关中国党政军领导人的详细情况。
为了简化流程，美国人每次造访张国焘，都会提前备好一份名单。他们要求张国焘逐一针对名单上的人名，汇报自己掌握的信息。
这些信息涵盖该人的性格、过往经历，以及与其他领导者的关系。
此外，还包括中国共产党一些关键会议的细节。
面对名单上的人，张国焘总是竭尽全力，如实作答。
对于那些他熟悉的对象，他采取了毫无保留的态度。
他会绞尽脑汁，将所有已知情况一股脑儿提供给美国人。然而，张国焘费尽心思后，换来的仅是美国人微薄的施舍。
扪心自问，他觉得自己宛如乞丐，格外凄惨。
1958年，中国大陆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身在香港的张国焘再度受到激励，又产生了与中国政府联络的想法。
同年10月，他通过他人向政府表达意愿，表示愿意为中国政府贡献力量，并希望获得生活补助。这份要求以《关于张国焘最近情况简报》的形式上报给毛泽东主席。
毛泽东在上面批示：“应劝张国焘割断他同美国人的关系。如能做到这点，可考虑给予个人生活方面的补助。毛注。”
然而，从后续发展来看，张国焘并未采纳毛泽东的建议。
05
1961年前后，美国堪萨斯大学派人联系张国焘，邀请他撰写回忆录，张国焘欣然答应，从此全力投入其中。
经过4年的努力，他终于完成了《我的回忆》，共三册，约100万字。
在这4年间，堪萨斯大学每月仅提供2000港币作为研究经费。作为回报，他们获得了这部用心血铸就的著作的英文版权。这样一来，等张国焘交稿时，全部费用已所剩无几。
直到香港明报月刊取得中文版权后，他才收到一笔可观的酬劳。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也创作了一本回忆录，原名为《往事如烟》。出版商觉得这个书名过于含蓄，不易吸引读者。鉴于张国焘已“声名在外”，他们将书名改为《张国焘夫人回忆录》。
果然，此书一经推出，便引发热议，收获了不错的收益。此后的十余年里，张国焘一家主要依赖这两本书的版权费维持生计。
1968年，中国“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展开。在香港，以进步工人和学生为主导，掀起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爱国群众运动。
广东的红卫兵一度企图冲击港岛，甚至扬言要“打过罗湖桥”，将当年试图陷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大叛徒张国焘抓回大陆，接受“历史的审判”。
张国焘夫妇通过大陆亲友获悉这一消息后，惶恐不安，如坐针毡。为求安全，张国焘决定携妻远走他乡，前往加拿大投奔大儿子张海威。
张国焘的大儿子张海威在多伦多教授数学，二儿子张湘楚在纽约行医，三儿子张渝川在多伦多担任工程师。
夫妇俩抵达多伦多后，先与大儿子一家同住。但不久，他们发现大儿子的收入难以负担全家开销。
张国焘刚过79岁生日，便突发中风，右手右脚全部瘫痪，从此卧床不起。他和杨子烈一瘫一跛，都成了行动不便的残疾人。
根据加拿大政府规定，65岁以上的老人可申请福利救济。杨子烈住进了官办养老院，张国焘则入住官办老人免费病院。
免费病院环境恶劣，病人众多，医生和护士严重不足，夜间甚至无人值班。
张国焘与另一位外国老人挤在一间仅数平方米的小屋里，整日躺在狭窄的小床上，虚度光阴。
1979年12月初，多伦多连日大雪纷飞，天气异常寒冷。老人病院的暖气却时断时续，极不稳定。
2日深夜，张国焘躺在床上翻身时，被子和毛毯掉落床下，他无力捡起，也无人前来帮忙。
3日凌晨5时，张国焘已处于弥留状态。
他渴望再见亲人一眼，可身边空无一人。当亲人们赶到病院时，张国焘早已离世多时。
张国焘去世后，他的三个儿子各有家庭，无力承担全部丧葬费用。
杨子烈只好告知蔡孟坚，蔡孟坚通过黄少谷转告蒋经国。
几天后，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蒋彦士电汇蔡孟坚3500美元，用于处理张国焘的后事。
1979年12月5日，张国焘被安葬在多伦多的一处公墓中。
在四川巴中市的“红军将帅陵园”里，矗立着张国焘的一座铜像。铜像两侧有一副对联，概述了他的一生：
国破家亡挺身立党有始却无终已辨忠奸留史册；
涛惊浪骇分道扬镳将功难补过莫以成败论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