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桂系军阀究竟有没有“放水”？如果真有，为何红军在湘江一战中付出了如此惨烈的代价？这背后的真相，远非一句简单的“放水”或“没放水”就能概括。事实上，这场战役的悲剧，是多方因素交织的复杂结果。
在湘江血战前，关于红军损失不大的说法并不准确。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时约有8.6万人，踏上西征之路。尽管与粤军陈济棠有“借道协议”，但由于保密工作不到位，基层官兵包括彭德怀、林彪等前线将领并不知情，导致局部战斗依旧激烈。
红军在通过陈济棠的地盘时，减员约4000人。加上突破第二、第三道封锁线时的战损，在湘江战役前，红军总体损失已达2.2万人。这意味着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红军平均每月减员超过一万人，这个数字其实是相当惊人的。
地方军阀：防蒋甚于防共
长征路上，地方军阀的心思各异，但一个共同点是“防蒋甚于防共”。广东的陈济棠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早在红军长征前，陈济棠就与红军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甚至在苏区边缘有过互不侵犯和贸易往来。他深知，红军进入广东并停留，中央军定会随之而来，届时广东就不再姓陈了。因此，他唯一的诉求就是让红军尽快通过。这种心态普遍存在于湖南王何键、桂系大佬李宗仁和白崇禧等南方军阀之中。他们时刻紧盯中央军的动向，对蒋介石的猜忌远超对红军的担忧。红军走出广东后，陈济棠才开始“卖力”追击，让红军进入了更为凶险的湘桂交界地带。
桂系“小诸葛”：欲迎还拒的算盘
在湘江战役的布防中，蒋介石、白崇禧和何键各有心事。蒋介石想借此机会“驱虎吞狼”，一举消灭红军并削弱地方势力。而白崇禧和何键则不愿红军进来，更不愿中央军驻足。白崇禧号称“小诸葛”，他与智囊刘斐制订了“拒客和送客”的策略，即“不拦头，不截腰，只击尾”，目的就是催促红军尽快离开广西。
就在红军抵达湘江边，准备渡江之际，白崇禧做出了一个惊人举动。红军佯攻灌阳以南的龙虎关，白崇禧不顾攻击部队规模小，立刻下令将湘江防线中的5个师撤往广西腹地的恭城一带。湘江防线瞬间变得薄弱：全州仅剩两个营，兴安和灌阳各留一个团。这几乎是明目张胆地给红军让出了一条西进通道，言下之意就是：快走！白崇禧甚至煞有介事地向蒋介石发电，谎称红军大举进攻广西腹地，蒋介石一时不察竟予批准。如果此时红军能够全速通过这条“桂北走廊”，湘江惨剧或许本可避免。
致命的迟滞：湘江血战的惨痛
然而，机会稍纵即逝。当“桂北走廊”洞开时，红军先头部队已抵湘江，但主力军委纵队却仍在一百公里外的道县。李德和博古坚持携带大量笨重设备，行军速度缓慢，甚至连出了苏区已成废纸的钞票也要抬着走。毛泽东焦急万分，建议沿潇水北上攻打零陵，转战湘中，出其不意杀回中央苏区，但被李德拒绝。他退而求其次，请求扔掉辎重加快行军，也被忽视。军委纵队在道县竟然待了整整三天，这三天对红军来说是致命的。
这三天不仅白白葬送了过江时机，也让蒋介石回过神来，识破了白崇禧的算盘，对其极为愤怒。尾随而来的薛岳和何键也怒火中烧，何键甚至阴阳怪气地电告蒋介石，若因白崇禧此举导致严重后果，自己概不负责。李宗仁和白崇禧权衡利弊，加上蒋介石、薛岳、何键等人的压力，以及对红军不领情的“生气”，最终决定重新布防，派出了战斗力最强的主力部队。
尽管白崇禧仍有让红军快速通过的幻想，调整兵力也慢吞吞直到11月26日才完成，总共给红军留了五天时间，但这五天却被李德浪费在道县。
11月27日，中央大部队才抵达文市，距离湘江渡口还有70公里。此时，湘江战役正式打响。尽管最初白崇禧和何键仍有所保留，但蒋介石的严令最终迫使他们使出全力。红军在武器、装备、后勤、人数上都处于绝对劣势，只能在敌人近前才敢开枪。这场持续四天的战役异常残酷：红一、三军团伤亡过半；红九军团从约1.2万人锐减至3000余人；断后的红五军团损失也超过一半；新组建的红八军团1.1万人，因战斗经验欠缺，几乎全军溃散，最终归队的不到千人，番号也被撤销，成为历史上存在时间最短的军团。
湘江战役前，红军还有6.4万人，战后却仅剩3万多人。在短短四天内，红军损失了3万多人。这并非桂系未曾“放水”，而是他们的“放水”策略被红军自身指挥层的迟滞和错误决策所彻底抵消，最终在各方势力重新施压下，地方军阀不得不全力以赴，酿成了长征中最惨痛的一幕。这场血战，最终也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彻底扭转了红军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