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看似力量悬殊的战争，中华民族的存亡之际，却有人坚定预言最终的胜利。这背后，并非盲目乐观，而是穿越时空的深邃洞察。
三十年代末期，中国面对日本的全面侵略，社会上弥漫着两种极端且有害的论调。
一方面，悲观的“亡国论”甚嚣尘上。他们认为中国武器落后，军事实力远不如日本，一旦开战必然走向灭亡。
国民党内的亲日派代表汪精卫，就是这种论调的典型代表，甚至鼓吹“再战必亡”。
另一方面，则是急功近利的“速胜论”。这部分人幻想依靠外部势力的介入，或者国民党两百万正规军的短期决战就能迅速取胜。
他们盲目乐观，比如期望淞沪会战“打三个月国际局势就能变”，或是台儿庄战役后鼓吹“准决战”。
甚至共产党内也有部分同志，一度寄望国民党军队能快速解决问题，对长期抗战缺乏充分准备。
然而，早在1936年，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就已清晰提出了持久抗战的方针。
他断言日本必将失败，而中国最终必然取得胜利，与当时的主流悲观和幻想形成鲜明对比。
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拉开帷幕，验证了毛泽东在1916年的早期预测。
此后，蒋介石在7月17日的庐山谈话中，虽然确定了对日抗战的方针，但初期仍寄望和平解决，并依赖列强的干涉。
中共中央在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上，由毛泽东报告并确定了“全面全民族抗战”的路线，以及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
国共两党于9月正式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但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屡遭失利。
太原、上海、南京、徐州等重要城市相继沦陷，1937年底南京大屠杀更是造成超过三十万同胞遇难。
面对严峻的形势和思想上的混乱，毛泽东于1938年5月至6月，在延安发表了长达九天的《论持久战》讲演。
这份五万余字的报告，系统阐述了抗日战争的性质、阶段和战略战术，为全民族指明了方向。
拨开迷雾，指引方向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通过深刻的辩证唯物主义分析，指出中日战争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他首先明确日本侵略的退步性和野蛮性，其企图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念头，注定失败。
而中国虽弱，却有广阔的战略纵深和争取进步的抗战性质。他强调，战争的决定因素不是武器，而是人。
毛泽东将抗战分为三个阶段：敌进我退的战略防御、敌守我攻的战略相持，以及我攻敌退的战略反攻。
他特别指出战略相持阶段的艰苦性，并强调了游击战的重要性，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
这套理论如同黑暗中的灯塔，既反驳了“亡国论”的悲观绝望，也纠正了“速胜论”的盲目乐观。
他的思想不仅稳定了民心，也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开辟敌后战场提供了理论依据。
早期预言，并非偶然
毛泽东对中日战争的精准预判并非偶然。他的战略洞察力，早在更早的年代便已显露无疑。
1916年，这位青年才俊便预言，未来二十年内，中日两国之间必将爆发一场战争。
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枪声，恰好印证了21年前的这番论断，其精准度令人惊叹。
更为深远的是，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毛泽东还作出了另一个惊人预测。
他当时指出，德国将在二十年后再次给法国带来麻烦。
仅仅二十一年后，1940年，德国铁蹄闪电般攻入法国，仅用了42天就迫使法国投降。
同一个时间点，1919年，毛泽东还预言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将给整个世界带来巨大灾难。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其对人类造成的空前浩劫，不幸地验证了他的这两项预警。
这些早期预言的连续应验，充分展现了毛泽东超越时代的战略思维深度与广度。
他的洞察力并非源于简单的猜测，而是基于对历史规律、国际大势和各国国情的深刻把握。
洞察未来，未雨绸缪
这种非凡的洞察力，甚至延伸到了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地缘政治格局。
时间来到1960年，英国名将蒙哥马利秘密访华，当时英国经济下滑，寻求与中国建立良好关系。
在与蒙哥马利的会谈中，毛泽东作出了一个极具前瞻性的判断。
他预测未来对中国威胁最大的两个国家，将是日本和美国。这番话在当时听来，或许有些令人费解。
对日本的预判及其验证：
从历史看，日本的侵略野心根深蒂固，数百年前丰臣秀吉就曾意图征服朝鲜和中国。
明治维新后的“大陆政策”更是其扩张的明确体现。二战后，日本虽被迫投降，但其骨子里并不服气。
军国主义思想在一些日本政客和民众中仍有蔓延。美国为了维护其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开始放纵日本。
美国不仅帮助日本经济快速复苏，使其一度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间接助长了其右翼势力的发展。
日本国内至今仍存在不少仇视中国的政治组织。其军事野心从未真正放弃，不断扩充自卫队的实力。
时至今日，日本已成为美国制裁中国、围堵中国的“马前卒”，在许多国际问题上紧随美国步伐。
毛泽东的预警已然变为现实。然而，今日中国实力今非昔比，日本若有野心，必将付出惨重代价。
对美国的预判及其验证：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便将中国视为其全球霸权的最大威胁。
朝鲜战争的介入，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控制半岛进而威胁中国。
长期以来，美国通过外交制裁、经济封锁和技术限制，竭力遏制中国的发展。
美国还持续支持台湾地区，将其作为牵制中国的一张重要牌。
苏联解体后，美国更是将中国视为其实现全球霸权的最大劲敌。
甚至有美国军方将领在内部研讨中评估中美可能发生的冲突。
近年来，美国政府频繁对中国发起贸易制裁、技术封锁，其目的就是为了打压中国的发展势头。
这一切都与毛泽东在1960年的预判高度吻合。他敏锐地看到了这两个国家未来对中国构成的长期战略威胁。
正因有了这些高瞻远瞩的预判，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排除万难，顶住外部压力，毅然决策发展核武器。
这被认为是应对未来可能面临的复杂国际危局，尤其是核威胁，最有效且最具威慑力的方式。
历史的回响
毛泽东的战略预见，不仅在于对抗日战争前途的精准指导，更在于对未来国际格局和中国国家安全挑战的穿透性洞察。
这些横跨半个世纪的预言，并非偶然，而是他基于对历史规律、国家民族特性以及国际大势的深刻把握。
他的战略思想至今仍具指导意义，提醒我们国家安全所面临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挑战。
发展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国防力量，尤其是核武器，是应对未来危局、保障国家核心利益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