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地图
信阳地区坐落于河南省的东南部，毗邻湖北的孝感、黄冈，以及安徽的安庆、六安和阜阳等五个地区。区域内约半数土地曾属大别山与桐柏山革命老根据地。这里不仅是河南省内关键的粮棉生产区，茶叶产量亦十分丰富。木材、毛竹、油桐以及各类药材，还有猪、鸡、鱼、鸭等，共同构筑了一幅青山绿水、富饶丰产的鱼米之乡画卷。
就是这样一个美丽富饶的地区，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大跃进”期间，由于浮夸风、“共产风’的肆虐，竟然造成了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成为举国震惊的信阳事件。
当时，我担任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兼行政公署专员，亲身参与了这一事件的全程。尽管岁月已流转三十余载，然而那段和平时期中的血泪教训，始终在我脑海中激荡，挥之不去。
01
首个人民公社与信阳浮夸风
1958年春季，信阳遂平县嵖岈山地区的群众为推进水利建设，联名提出将数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为一个整体。经我们地委研究，批准了群众的这一倡议。该联合体初命名为集体农庄，借鉴苏联经验，实行了领导、计划、分配、财务等方面的四项统一管理。不久之后，毛主席将其命名为“人民公社”，嵖岈山便荣膺全国首个人民公社的称号。8月，全地区实现。公社化。
1958年夏收，当时在楂岈山遂平县委副书记赵光（人民公社）。竟将亩产仅四五百斤的小麦夸大至3200余斤。不久，西平县城关公社涌现出亩产小麦高达7320斤的更为夸张的典型例子。
他们竟将分散的亩产量汇总并虚报，对此我起初便抱持怀疑态度。当地委书记路宪文向我提及这一高产案例时，我直言不讳，称之为荒谬之言，断言此等情形绝无可能。我好奇一亩晒场究竟可以晾晒多少，怎料竟有几千斤小麦的产量。
随即，地委委派副秘书长王秉林赴西平县进行实地考察，返程后证实了此事的真实性。然而，我亲临现场进行了勘查，结果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恰在此时，《人民日报》紧随《河南日报》之后，纷纷大篇幅报道亩产数千斤的喜讯，并特地发行了增刊。
从此以后，若有谁敢妄称其为虚假，必将遭受严厉批判。据此，全区范围内因此类指控而受到批判的人数累计高达12000余人次。
于是，浮夸之风愈演愈烈，信阳县赫赫有名的鸡公山公社，其浮夸程度更是达到了极致。亩产万斤水稻个别处言过其实。亩产几万斤，还出现亩产几十万斤的大典型。
尽管1958年遭遇了因大规模炼钢运动而错失农时，导致约10%的粮食未能及时收割，造成了一定损失，然而，群众的生活并未因此遭受严重影响。当年，全区成功完成了16亿斤的征购任务。
在那段大力推行钢铁生产和工业化的热潮中，同样弥漫着夸大其词的风气。更不必说，炼钢质量低劣，所报数量亦全为虚数。许多地方把日产几百变几千斤。商城县过分浮夸。日产6000吨为此，中央冶金部于商城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大炼钢铁现场会议。在会议召开前，我也曾亲赴商城进行实地考察，但遗憾的是，我并未发现任何实质性的进展。我所见到的，不过是少数小型的土炉，令人难以置信。耗费极大的辛勤与努力，每日方能炼制出区区几十斤，品质上乘者亦不过二三百斤。
返抵地委，我便与路宪文深入交流了我的见解，强调如此行事，难免将犯下严重的错误。然而，当时路宪文对我的观点并不赞同，并表示——民众的集体行动，其气势犹如鼓声激昂，不可轻易消减。观察当前，消极的方面似乎过于突出。
所谓“过度关注消极面”，便是我目睹某些干部滥用职权、违法乱纪，肆意打人，乃至滥伐山林松木、强行征收民锅炼钢等行径，内心深感忧虑。我认为这些行为得不偿失，且预感到将犯下严重错误。
至1959年，信阳地区遭遇了自百年以来未曾有过的严重旱灾，连续一百日无雨，秋季粮食作物大面积面临减产甚至绝收的困境。彼时，我担任地委书记，分管农业、政法以及财贸三项工作。鉴于全地区各县市领导需深刻认识到形势的紧迫性，我在八月初召集了一次各县市负责人会议，要求大家客观评估秋季的收成状况，认清灾情，并尽快采取相应措施，如多种植蔬菜等，以力争在春节前遏制灾荒的蔓延。然而，这次会议的召开并未事先经过地委的充分讨论，因此引发了一些人的异议。
不久，省委即将召开旨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即反彭德怀事件）的会议。为此，地委指示各县提交秋收的预估产量。地委办公室在汇总各县的报告后，随即召开了常委会进行讨论。在当时的9位地委常委中，有8位认为，1959年的农业生产较1958年有了显著增长，堪称特大丰收年。其理由是——各县市预报粮食产量为72亿斤。至1958年，粮食产量仅为56亿斤。在会议上，我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观点，坚信秋季将迎来一场严重的歉收，全区粮食总产量预计仅30亿斤左右，最多也不过40亿斤。后来发现只有20多亿斤，我确实说多了。）
02
“反右倾”加剧“左”倾错误
8月底至9月初，省委召开了一次旨在贯彻落实庐山会议精神的大规模会议。会议伊始，省委要求各地市委书记对秋收的预期产量进行预报。路宪文因故未能出席，故此，我被委以重任，受命参会。
我首先提及了地委集体研讨所决定的72亿斤的粮食总产量，随后又阐述了我在地委常委会议上所提出的观点。这一举动随即引发了省委对我的关注。次日，省委领导便询问路宪文，询问信阳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路宪文了解情况后显得不满，立即召集正在省城参加会议的各县及市委书记，要求他们重新上报产量数据。起初，县市委书记们均低头沉默，不愿讨论。在路宪文的持续催促下，他们才回应道：“家里不是已经上报过了吗？还有什么需要再报的？”
路言道，此中情形并非众人所想。显而易见，这意图唤起众人对我的集体攻击。尽管如此，我在会上仍旧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并强调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在何种情境下都应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即便此次省委扩大会议的主旨在于反击右倾思想，我们亦不应因畏惧反右而舍弃实事求是的态度。
言毕，县市委书记们均缄默不语，这显然表明他们对情况心知肚明，只是因种种顾虑而不便直言罢了。
随着会议规模的扩大，按照省委的指示，各地市纷纷寻找右倾典型，并展开批斗。尽管我已经被省委定性为严重的右倾分子，但批斗活动却始终无法发动起来，无人对我提出批评。
路宪文心中无奈，便将那位曾直言不讳的平舆县长曹明作为对象进行了批判，此举亦可视作信阳地区在扩大会议上揭露了一名所谓的右倾分子。不久后，曹明的县长职位亦随之被撤销。
会议扩围之后，我即刻返回至本地，着手落实秋季粮食征购工作。尽管省委依旧依照1958年大丰收时期的标准进行征购，但我们的地区仍成功完成了16亿斤的任务。农民交了口粮和种子粮。
秋收甫毕，诸多地区民众便面临无粮可食的困境，逃荒乞食的现象随之蔓延开来。食堂停业，民众无奈。居家之际，民众只能以红薯叶、野生蔬菜为食。不料，干部得知此事后，竟将他们的炊具砸毁。群众就外出逃荒。
地委认为这是破坏大跃进，就让各县市在各路口设岗拦堵群众，不准外逃。 当时地委未认识到问题严重性，反而疑有人藏匿粮食。决定全区开展反瞒产运动。
我肩负着任务，前往西平与遂平两县开展反瞒产工作。首先，我抵达了西平县进行了安排，随后即刻前往遂平县。当时，县委正在召集全县生产队长及以上的干部们开会，旨在进行反瞒产的动员，并讨论瞒产的具体数量。我有幸参加了此次会议，观察到与会的大部分人都低头沉默，这让我立刻察觉到了其中的重大疑点。
我随即深入两个公社，实地考察了若干生产队的民众日常生活。粮食早已告罄，民众只能依赖红薯、野菜等充饥，不少人的面容上已显现出明显的浮肿之态。
面对严峻的问题，我当晚便迅速返回县委，紧急召开了常委会议，并提出了解决方案。征购事宜已悉数揭露，民众生计陷入困境，浮肿和流亡现象时有发生，切莫再驱使众人虚报产量。谈及瞒产之事，固然可能存在，但现阶段当务之急是妥善安排好民众的生活。待此问题得以妥善解决后，方能逐一应对其他各类问题。我深知他们县的情况。超购700万斤粮。暂且让他们先利用这些粮食来缓解民众的生活困境。
有人提议动用国库中的粮食须先行向省府请示并取得批准，我却回应道：“此刻已来不及了。”等批准再拿出来会饿。别担心，我负责。
在与县委达成共识之后，我一方面指派我的秘书余德鸿向路宪文提交报告，另一方面积极开仓放粮，并妥善安排群众的生活，确保该县未出现饿死人的情况。彼时戴帽批斗之际，此点竟演变为我的一大罪愆，余德鸿同志亦因此遭受连累，一并遭受了严厉的整治。
其他县情况各异。舆论纷纷揭露，隐藏的粮食产量达数千万乃至数亿斤之巨。召开现场会。
鸡公山公社现场会场中聚集了诸多所谓的瞒产粮食，实则仅表面铺有薄薄一层稻谷，其下尽是稻壳，无疑是一种典型的欺瞒行为。
此类情形屡见不鲜，显然是将民众推向绝境。民众致信省委，信件却辗转至地委，要求予以严肃处理，最终却……部分涉案人员已被逮捕并接受法律制裁，另有党员因违纪违规行为被开除党籍。
光山县某地一位农夫前来求医，医生声称此病症易于治愈，仅需两碗粥即可。然而，这起事件最终导致医生被依法逮捕并受到惩处。
信阳县委一位纪委干部目睹了饿殍遍地的严重状况，遂向省委提交信件，揭露相关问题，却不幸遭受了留党察看的处分。
路究文在省委支持下。为防止干部和群众向中央上书反映问题，特意召开会议，要求各邮局严格审查，所有反映情况的信件均被扣留。经统计，被扣留的信件数量高达12000余封。
即便面临如此严格的限制，仍有人冒险向许昌地区寄送信件。其中，有一个党支部（具体是哪个县哪个村，现已不得而知），在一场严峻的考验中，23名党员中有20人不幸饿殍，仅余下3位幸存者。他们怀着对生命的执着和对人民的深切关怀，向省委寄出了一封求助信，恳请省委伸出援手，拯救他们所在的村庄。然而，这封信不幸落入省委秘书长戴苏理之手，他不仅扣留了信件，还意图对发信人进行查处。
当群众的生命线已然濒临绝境，不少地区开始纷纷宰杀牲畜为食。尽管那时我已被列地为委常委的批斗名单，但工作并未因此停歇。在审阅公检法部门递交的案件过程中，每当遇到群众宰牛的事件，我都深感事态的严重性，因此开始对相关案件进行从轻处理。
截至1959年10月，牛肉消费量显著上升，尽管官方报告中描述的屠宰者形象多有贬义，甚至不乏负面描绘。加了“破坏社会主义”、“反对大跃进”等罪名然而，我深知这一切皆是在万般无奈中不得不为之，自那以后，我便决定不再审理此类案件。
在省委扩大会议深入贯彻庐山会议精神之后，先前推行的包工包产试点举措，亦被定性为右倾行为。此举原本由地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延炳玉部署于各县实施，然而如今却试图撇清关系，将所有责任推卸至基层。因此，诸如息县、淮滨等数个县的农工部长，皆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曾委派副书记张福鸿负责在一个生产队实施包产到户的试点工作。在反右运动期间，马某未能勇于承担相应责任，反而推卸道是张某一人所为。对此，张某感到极为不公，他坚决反驳，坚称是马书记亲自指派他去执行的。就这样，马龙山为掩人耳目，于县委扩大会议上策划了一场批斗，致使张福鸿命丧黄泉。随后，他宣称张福鸿因畏罪自尽，随即将其草草掩埋。
03
大量饿死人震惊中央领导
在地委常委的批斗会上，我始终坚持不认错，因此常委们对我进行了总结，归纳出我犯了四项“严重右倾错误”。
1. 将1959年的大丰收称为大灾荒年。不仅在多次地委会议上表达，即便在省委扩大会议上，亦坚定地维护己见，继续坚持。在县市委书记的集会上，针对反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的讨论以及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我亦强调必须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2. 8月召开生产救灾会议。将灾情描述得过于严重，从而否定了“大跃进”所展现的积极局面。
3. 到遂平县在执行反瞒产任务的过程中，非但未能查获一粒粮食，反而未经省委批准，擅自挪用国家仓库储备的粮食超过700万斤。
4. 对干部的积极性非但未得到应有的激励，反而遭到指责，被诬指其作风更接近国民党而非共产党。
路宪文断言：张老，你每次从乡下回来，总是向我提及那些负面的情况。你对1958年那令人瞩目的3200斤和7320斤小麦亩产，以及大炼钢铁运动中上报的数据，都抱有怀疑态度。这难道不是明显的右倾思想吗？你应认真检查，不再工作。
自那以后，除了参与地委与专署党组举办的大小批斗会，我的日常便是蛰居在办公室翻阅各类书报。而地委与专署召开的各项会议，我不仅被禁止出席，就连会议文件亦不得一窥，以至于对种种情况一无所知。我的秘书余德鸿，亦因对我观点的共鸣而遭受撤职与批斗的遭遇，自那以后，鲜有人敢再靠近我。
在专署党组扩大会议上可见。无人对我展开真正的严厉批判，多数人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及一些微不足道的小问题，或是无话找话，草草了事。然而，实际上，绝大多数人心怀同情之情。事后证实如此。
某日，余德鸿恰巧经过我的办公室门前，我瞧见后便招呼他进来。他显得有些畏惧，不敢踏进一步。我安慰他道：“小余，你何必紧张，不都是同行吗？过来聊聊天吧。”
我步入屋内，向他询问了近况。他无奈地告知，自己已被解除了职务，目前正赋闲在家，短短半个月内，他已经两次返回淮滨县的故乡。
他回答了我的两次询问。初次返乡，是为了安葬先辈的大爷与大娘；而第二次的归来，则是对父母的灵魂予以安放。
我问四个老人半个月内相继去世。是什么病死的。
说是瘟疫传的。彼时，那些因饥饿而离世的人们，却被统一归咎于瘟疫，其饿死的真相不得被道明。
如今至此，你仍不敢坦言真相，他们究竟是如何丧命的？
此刻，余的泪水夺眶而出，哭声哽咽，一时竟难以言表。稍作停顿，方才艰难地开口。饿死。
听闻此事后，我亦泪流满面。随后，我继续询问：你们村子饿死了多少位村民？
余说他鲜少踏出家门，却深知村西头已饿殍遍野，半数以上村民命丧黄泉，更有不少家庭因饥荒而亡，尸体无人安葬。
听闻这些情形，我的思绪瞬间如同遭遇爆炸般纷乱。余某离去后，我立刻赶到地委，寻找路宪文的身影。
道路已不复存在，我遂将余德鸿所提及的严重问题向主管党群工作的副书记王达夫详细汇报，并恳请地委迅速启动紧急应对措施，以挽救局势。
事后查明，地委并未采取紧急应对措施，且一直未曾敢于公开承认死亡原因是饥饿，全区对外统一口径，均声称是因瘟疫传染所致。
直至1959年11月和12月，面对严重的饥荒，路宪文领导的地委终于向省委提交了报告，迫切请求粮食支援。
省委非不知信阳地区问题。省委主管财贸的副书记宋致和，曾在信阳至潢川的公路两侧目睹了数具饿殍；省纪委书记刘名榜，原是信阳地区新县之人。他返乡途中，亦曾目击无人掩埋的死者与乡亲们的饥荒景象。然而，在那个人人自危的时代，无人敢坚守原则，无人敢于挺身而出，为民众说出真言。
在我被地委召集参与大小会议接受批斗的同时，恰逢信阳地区饥荒最为惨烈的阶段。鉴于我始终未遵从省地委的指示进行自我批评，也未对错误表示认错，这场批斗活动持续了两个月后便宣告了终止。
截至1960年二月，那场造成众多同胞饿殍横陈的灾难终于得到了遏制。某日，路宪文与我交谈，告知我自今日起正式开始工作。他并未再提及对我过去错误的检讨，而是转而告知，中央内务部即将派一位处长赴淮滨考察灾情，并提议我可以陪同这位处长实地查看受灾情况。自此，我所背负的所谓“严重右倾错误”亦无疾而终，我的工作生涯也随之正式展开。
我与内务部郭处长访问了息县和淮滨县。郭处长目睹灾荒的严重程度，便询问我是否已有饿殍横陈的情况。
有，不少。
郭处长询问：“饿死了多少人？”我回应道：“自去年九月底起，我便开始了批斗生涯。直至您到来，我才首次陪同您外出。至于全区的情况，我尚不甚明了，故只能大致估算，饿殍的数量或许介于二十万至三十万之间。”
郭处长听闻情况严重，仅逗留了两日便即刻返回了内务部。
事后获悉，郭处长返程后即刻向部领导转达了我所表述的内容，部领导随即指示他即刻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进行汇报。
习仲勋亦深感问题之严重，遂向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进行了详尽的汇报。董老闻讯后，即刻派遣李坚、李正海两位处长赴信阳地区展开深入调查。经过三个月的细致调查与深入了解，调查深入，问题愈发严重，最终得出的结论是，饿死的人数比我原先预估的要多出数倍之多。
调查结果已汇报省委。省委非但未直面错误，勇于承担相应责任，反倒是费尽心思试图遮掩事实。不仅对信阳地委的失职行为未予以严厉的批评与处理，省委书记吴芝圃甚至对路宪文表示，无需忧虑，省委坚定地站在你这边。
1960年七月的中旬，省委特地派遣副书记杨尉屏、李立，以及纪委书记刘名榜等一行，莅临鸡公山，召开了涵盖县委书记及以上级别的地委扩大会议。此次会议旨在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淡化问题的严重程度，持续强调“大好形势”，实则是在秉承省委掩藏真相的态度。
在此次会议中，亦强调了民主精神的弘扬，鼓励众人积极建言献策。路宪文在总结性的发言中，尽管进行了一番轻描淡写的自我反省，却并未触及问题的核心所在。我当时的看法是，路的发言实则传达了省委的意向。
在鸡公山会议上，我三次登台发言，秉持着勇于担当、严于律己的精神，揭示了若干问题的严重性，此举亦引起了省、地委领导的关切。
地委常委路宪文、延炳玉、王达夫、武建华等，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紧急召开秘密会议，并迅速作出决策。即将召开的会议将围绕对我进行批判展开。他们声称，张树藩意图翻案，因此必须进行严厉的批判。
得知他们又将矛头指向我，我随即与刚调任省委副书记的李立同志进行了沟通，阐述了我的观点，并揭露了他们的阴谋。李书记对我不幸的境遇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并宽慰我道：“无需害怕，你所描述的情况，我已完全明了。”
我推测李书记在第一时间内与杨尉屏、刘名榜等省委派遣的负责人进行了商讨，并对我的发言进行了深入分析，进而作出决定，会议议题不宜再转向对我进行批判。随后，当路宪文等人向杨尉屏汇报地委常委会已决定将会议议题转向批判我时，杨尉屏明确表示，不能再对他人进行批判，现在应当给予他人发言的机会。
此刻，副省长王国华登山而至。他出自信阳确山，是一位资深的红军战士，对于信阳地区众多同胞因饥饿而离世，他深感悲痛与愤怒。在会议上，他明确指出，毫不留情地严厉指责了路宪文，言辞犀利。张树藩与李瑞英夫妇坦诚相告，为民众发声，却遭致不公对待。
（1959年6月1日至7月1日，我的妻子李瑞英曾率领调查小组前往当时被誉为“万斤红旗乡”的鸡公山，进行经济状况的深入调研。）未曾探寻出亩产万斤水稻的丰硕成果，却向路宪文提交报告，要求调配21万斤粮食以满足群众生活需求。因此，她被指责为否定大丰收，并为富裕中农鼓噪。
遵循庐山会议的指导精神，李瑞英被分配至省委党校工作。在那里，她于一场汇聚了全校学员及省市直属理论辅导员逾千人的大会上，接受了公开的检讨与批判，由此声名鹊起，名噪一时。闻悉李瑞英的不满情绪，省委秘书长戴苏理显得极为愤慨。他指责李瑞英态度恶劣，进而宣布将加重其处分，并决定撤销其专区妇联党组书记及主任的职务。仅保留地委委员。）
张树藩、李瑞英1958年合影
王国华的讲话在会议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率先对路宪文进行了公开批评，同时也是首位为我们发声的人。
本次鸡公山会议作出决议，下令逮捕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并要求对其执行死刑，主要鉴于马龙山在事件中致使副书记张福鸿不幸丧生。事后，人们方才详阅了相关文章。省委此举，意图在于以杀马一人的方式，彰显对信阳地区所发生严重问题的严肃处置态度，抑或意在遮掩某些事实？在将马定的死刑上报中央之后，毛主席表示：“我尚且未曾对一位县委书记施以极刑，此次便判以死缓吧。”
在中纪委两位处长深入调查并查明问题并向党中央提交了详实报告之后，毛主席随即作出批示。信阳发生的变故，实乃反革命势力的复辟之举，彰显了民主革命尚未彻底完成。因此，我们必须集结力量，开展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
随后，中央政府从各部委精选出数百名工作人员，派驻信阳地区。
此刻，省委方感措手不及，急忙召集了六七百人前往信阳，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全面重组。首先，任命省农工部长赵定远担任信阳地委书记一职，省统战部副部长赵子平出任副书记，高祥辉、刘策分别担任地委组织兼宣传部长。而中央派遣的干部则分别被派往各县、社，担任县委书记、县长、公社书记以及主要职务。原任地委书记路宪文被暂停职务接受检查，其他副书记和部长也纷纷退居一旁接受审查。在原有的九位地委常委中，仅我本人和纪委书记邱进敏得以留任。
正值地县委全面改组之际，中央方面，李先念、王从吾、徐子荣等同志亦积极参与其中。中南局陶铸、王任重两位书记，在省委书记吴芝圃的陪同下莅临信阳地委。地委经过商议，决定委派我负责在第五步兵学校的招待所接待他们。
于招待所的会议室中，落座品茗之际，吴芝圃开口言谈。他的话语，我至今仍记忆犹新。他指着我说：
“树藩同志，关于信阳地区所出现的状况，省委事先毫无所知，以至于陷入了完全的未知之中。听闻您与路宪文同志之间存在分歧，为何不主动与我沟通呢？若能提前进行交流，或许就能阻止此类重大问题的发生。”
起初，我并未打算向中央领导表达任何意见，然而在吴所述之谎言面前，我不得不站出来发声。
我的原话是：
“芝圃同志，您难道对此一无所知？地委对我戴上右派帽子，对我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批判和斗争，这难道不是省委的批准之举吗？如果没有省委的支持，路宪文又怎敢对我发起批斗？”
省委批准此举，自然是以我在生产救灾会议上的发言为依据。在地省委估算产量时，地委所定的高于我提出的数量；在反瞒产工作中，我在遂平县不仅未能揭露瞒产，反而额外提供了超过700万斤粮食以助民众解决生活难题。此外，我指出的干部中存在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以及致死人命等行为，被视为国民党式的作风，因此被戴上严重的右倾帽子而受到批斗。
省委之所以对我采取批评措施，不正是基于我提出的意见吗？芝圃同志，您怎么能说省委对情况一无所知呢？对我的指责，难道不是您所策划的吗？那我还找您谈何事呢？”
“无需再提，我们已心知肚明，过往对你的批判确有误，现已为你平反，无需再提。”于是，我便闭口不言。
翌日，吴芝圃与戴苏理抵达固始县，召集了一场盛大的万人集会，旨在宣布原县委书记的更迭。杨守绩被捕，被指控为“反革命”。
为何省委书记与秘书长未直接派遣地委人员亲自前往县城对杨守绩进行逮捕？杨氏在1959年，当群众普遍出现浮肿病症，甚至有人因饥饿而离世之际，未征得地委的批准，便向省委提交了一份报告，如实反映了当下的困境，并迫切请求调拨粮食，以缓解民众的生活困境。这显然是出于掩盖省委失误、遮掩真相的目的而采取的措施。
在彼时，整个地区的县市级党组织一把手中，共有八人被开除党籍并遭逮捕处理，而其他县市委书记则无一例外地被全部替换。至于农村基层，二十余万名干部则被集中起来接受所谓的“特殊训练”，甚至调动了军队力量参与。用绳子串绑，武装押送。这是一次全面夺权。
在信阳这片土地上，我已耕耘了十几载，与众多党员和干部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然而，我不禁困惑，为何这些人竟纷纷转变成了反革命？我与他们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联，若要我担任领导之职去整治他们，实觉难以下手，因此，还是让我专注于主管生产救灾的工作更为适宜。
事后，只因我未遵从省地委的决策，且力陈不应如此对待干部，在运动初期的阶段，我曾将干部划分为三类。明白人、犯错人、糊涂人划我为“糊涂人”，那些本应承担信阳事件责任的个人，却在事件过后对基层干部进行严厉整治，竟反而被称作“明白人”。我虽心中不服，却暗自思忖，就让你们随意评说，历史终将见证其公正。
04
某些领导干部对不起人民。
信阳悲剧的爆发，与河南省先前所推行的一系列不当政治运动密切相关。
1958年，河南上演了一场震动全省的“反潘杨王事件”，在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吴芝圃等领导的主持下，将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副书记杨珏、副秘书长王庭栋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事件期间，全省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抓捕行动，被称为“小潘复生”，同时进行“插红旗，拔白旗”的运动。批斗了说实话的党员、干部。
此类极端左倾行为导致人人自危，党内的生活秩序严重失衡。自此，众多人公然睁眼说瞎话，各种浮夸之风、共产主义之风、一平二调之风盛行，尤其是干部层中的强迫命令、胡乱指挥现象愈发猖獗，全然不顾民众的疾苦与安危。
在那段风起云涌的1958年秋季省委扩大会议上，吴芝圃在报告环节分享了一个故事：历史长河中，曾有一位勇士挥舞宝剑，将顽石幻化成金。他还进一步指出，昔日人们常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然而今时今日，巧妇亦能变出无米之粥。正是这些充满奇思妙想的宣传与鼓动，将原本就已脱离实际的“大跃进”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
根本原因在此。
事实上，全省范围内并非仅信阳一地出现饿殍，其他地区亦不乏此类悲剧，只是信阳的情况更为严重。故此，信阳之变实乃河南省之痛，以吴芝围为首的河南省委理应承担起主要责任。
吴芝圃同志系大革命时期入党之资深党员，曾长期担任中学教职，抗日战争爆发后投身部队工作，并在新四军四师担任政治部主任一职。然而，他在地方工作中显得经验不足，且个人主义倾向明显，加之用人失当，将品质低劣者委以重任，终酿成大错。原本吴兰圃在河南享有崇高威望，但自反潘复生事件之后，其声望显著下滑。群众纷纷议论，“随潘复生同行，每日食量达一斤之巨；伴随吴兰圃左右，尝尽诸多艰辛。”此类民谣颇为常见，恰是证明了民众对于是非曲直的判断最为明察秋毫。
信阳事件的经历，映照出我广大人民群众的崇高精神。在那段艰难时期，信阳地区虽有粮食储备，大小粮库均满载而归，却无人贪图私利，冒死抢夺。这一事实充分体现了与共产党紧密相连的民众，他们的听话、守法以及对党的坚定信念。然而，我们部分领导干部的行为，却与人民期望相去甚远，实乃愧对人民的信任。
1993年病中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