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德（1913－1995），原名李春华，河北省丰润县人士。1933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文革”爆发前，他担任了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的要职，同时兼任吉林省军区政治委员以及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1966年，他被调至北京，此后担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市长以及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自1972年起，吴德成为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并兼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卫戌区第一政治委员以及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在粉碎“四人帮”的关键斗争中，吴德不仅亲身见证，更积极参与其中。
毛批“四人帮”
1973年8月，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在此盛会中，江青集团的多位骨干成员脱颖而出，成功当选为中央委员。这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位同志跻身中央政治局提供了契机，并最终使王洪文同志荣任中央副主席。
毛主席对政治局同仁，特别是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当时抱有厚望。“十大”落幕不久，毛主席便在游泳池的住所与我们进行了一次谈话，并向政治局提议对他们给予支持。他指着窗外那片生机勃勃的菜地，用比喻的方式阐述道：就如同培育这些蔬菜茁壮成长一般。
尽管江青集团在“十大”召开后其政治地位得以稳固，然而他们觊觎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及其行动亦逐步显露无遗。毛主席洞察这一切，并对其进行了批判，进而提出了解决江青宗派集团问题的策略。
1975年5月3日，毛主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搞宗派活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搞“三箭齐发”，并且说明他们是“四人帮”。毛主席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200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毛主席还说：“我认为问题并不严重，无需过分放大，但若有问题，必须清晰说明。若上半年不能解决，则延至下半年；若今年不能解决，则明年解决；若明年不能解决，则后年解决。”尽管主席认为问题并不严重，但他明确指示，无论时间长短，都必须解决这一问题。
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四人帮”以为邓小平同志遭批判了，总理或代总理的职务非张春桥莫属了。上海为了制造舆论，已经贴出了大标语，要求张春桥当总理。毛主席知道后，一方面批评上海，要求覆盖大标语；另一方面提议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
9月8日凌晨，毛主席处于生命的弥留之际，政治局委员们纷纷分批前往与他作最后的告别。我和叶剑英元帅、李先念同志同属一拨。那时，毛主席的意识依然清醒，在我们报上姓名时，他还能辨识出来。我至今还记得，毛主席的手不时地动着，仿佛是在寻找眼镜或某些物品。在我们告别毛主席后，刚刚转身走到门口，毛主席却又示意叶剑英元帅返回。我和李先念同志亦未继续前行，而是站在门口静候。我目睹叶剑英元帅走到毛主席身边与他握手，只见毛主席似乎有话要说，却已语不成声。叶剑英元帅稍作停留后，便再次走出。
在这漆黑的夜晚，我们无一例外地留了下来。我仍清晰记得，我们聚集在毛主席居住的房屋走廊，凝视着心电图监视器。直到那屏幕上的图形彻底静止，不再有任何跳动，我们才在深沉的悲痛中意识到，毛主席已永远地与我们诀别。
9月9日，中央政治局紧急召开会议，地点位于毛主席的住所——中南海游泳池。会议议题集中在治丧事宜上。会上，江青情绪失控，大声哭闹，声称毛主席之死系邓小平所致，并强烈要求政治局立刻做出开除邓小平党籍的决议。华国锋对此未予理睬。江青的激烈反应导致会议无法正常进行讨论。随后，与会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包括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均认为处理治丧问题为当务之急。鉴于此，会议遂未对江青所提问题进行深入讨论。
箭弦上，华、叶、李定解决难题。
毛主席离世之后，北大与清华均被“四人帮”所操控，姚文元、迟群等人物更是鼓动大批人士向江青表达忠诚，撰写劝进之书。与此同时，流言四起，声称某些地区正在筹备庆祝活动，预示着即将到来的重大喜事。种种迹象令华国锋深感“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已然迫在眉睫，唯有迅速行动，方能及时制止，以挽救党国的危机。
9月11日，华国锋借口身体不好，要到医院去检查。“四人帮”当时对华国锋的行动是很注意的，是紧紧盯住的。华国锋离开治丧的地方给李先念同志打了电话，说：“我欲前往您处，仅需交谈五分钟。”李先念则回应道：“您请随时前来，时长随意。”
华国锋步入李先念府邸，踏入门坎那一刻，便显得有些紧张：“看来我可能已被盯梢，不宜久留。我这就长话短说，告辞之际，有一事相托。‘四人帮’的问题，刻不容缓，必须立即解决。否则，党亡、国亡、个人亦难逃劫数。请你即刻与叶帅商议此事。”华国锋话语甫落，便匆匆踏上了归途。
李先念遵照华国锋的指示，亲自致电叶剑英，表示欲拜访他。叶剑英在电话中询问：“是公务还是私事？”
李先念曾言：“公私兼顾，非大事不至三宝殿。”
叶剑英答：“来吧。”
9月13日，李先念同志前往叶帅寓所，传达了华国锋同志的委托事宜。为了确保行动不被“四人帮”察觉，李先念同志借鉴了华国锋同志的做法，先于香山植物园进行了游览，确认无异常后，方才前往拜会叶帅。
9月26日或27日晚间，华国锋邀请李先念及我进行会面，旨在就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进行深入交流与意见交换。
一是将他们拘捕，二是通过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以投票方式剥夺他们所担任的职务。我更倾向于采用召开会议的方式来处理此事，因为我相信我们能够获得大多数同志的支持。毕竟，他们所拥有的最多不过四张半票。这半票是指那些追随“四人帮”的吴桂贤，她当时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无表决权。
紧接着，华国锋同志、李先念同志以及我本人共同对当时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状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预测。我们深刻意识到，在政治局的会议上通过投票来处理“四人帮”的问题，我们信心满满；然而，若是在中央委员会中进行投票，我们则缺乏足够的把握。“十大”选举中央委员期间，“四人帮”利用其手中的权力，将众多属于其派系的人员以及造反派的头目安插进中央委员会。若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进行投票处理“四人帮”问题，实属冒险之举。因此，采取隔离审查的策略，无疑是更为明智的选择。
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直至次日凌晨五点，我们终于达成了共识。
事重大，准备务必严谨。
9月30日，我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了一场会议，自开场起，会议的气氛便显得格外紧张。华国锋、叶剑英、王洪文等领导人步入会场时，面容显得严肃而沉重，其他与会中央领导，诸如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亦然。会议伊始，由工农兵代表依次发言。待发言告一段落，我邀请中央领导同志发表意见。然而，在其他人尚未开口之际，华国锋便急切地起身发言，其言辞简短。我深知，华国锋此举意在尽快结束会议。华国锋发言结束后，我便立即起身宣布散会，以防止会议中出现任何不测。根据当时的会场形势分析，“四人帮”似乎已有准备，意图发言。
在击败“四人帮”的过程中，汪东兴同志亦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一组负责起草相关文件，由李鑫主持；另一组则专注于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后者的小组成员系汪东兴亲自从中办及中央警卫团挑选，并经过个别谈话后组建而成，总计约五十余人。他们被划分为数个行动小组，每组负责对一名“四人帮”成员实施抓捕。
10月2日，华国锋莅临我的住所，与我进一步探讨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他深入提示我深思：一旦将“四人帮”绳之以法，全国党政军民将有何反应，我们应如何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北京市应如何与中央政府协同，共同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华国锋曾向我询问：“四人帮”在北京市中是否设有党羽。
提及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众，亦应予以隔离。华国锋表示赞同。
华国锋郑重指出：“首都之安宁至关重要，一旦首都动荡，全国局势可能由此陷入重大危机。稳定首都的重任，全权交予你负责。”
10月3日或4日，在拜访华国锋同志商讨事务之际，华国锋同志透露，叶帅曾向他提及北京军区位于昌平的坦克第六师。据叶帅所言，张春桥的胞弟张秋桥频繁前往该师活动，而叶帅对于该师的状况显得有些不安。
华国锋询问我，若该部队违背中央的指示，对“四人帮”表示支持，并将部队开入北京市区，那么北京市是否具备阻止其行动的能力。
我对华国锋道：“是否确有把握，我需咨询北京卫戍区再做决定。”
华国锋询问：北京卫戍区的可靠性如何？我回应：司令员吴忠对“批邓”持反对态度，对“四人帮”亦表示强烈的不满。作为卫戍区的政治委员，我对吴忠的思想动态有深入了解。我相信，在处理“四人帮”问题时，吴忠会遵循党中央的决策，与我们并肩作战。
与华国锋完成了一番深入的交谈之后，我便转而拜访了吴忠，向他阐述了中央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深思熟虑以及坚定的决心。
吴忠对我郑重承诺，北京的卫戍部队完全具备保障首都安全的实力，请中央领导安心。他进一步解释道，在坦克六师附近，北京卫戍区设有坦克团，一旦有紧急情况，该部队便能迅速发挥作用。
在与吴忠的交流结束后，我即刻向华国锋同志作了情况报告。
华国锋指出，新华社、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飞机场以及邮电局等关键单位，需由卫戍区进行管控。他强调，卫戍区的部队将交由我全权负责，并要求我联系军委日常工作主持者、同时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将军，以解决北京卫戍区部队的调动事宜。华国锋评价陈锡联为一位优秀的同志，并表示他对于解决“四人帮”问题给予了坚定的支持。
我迅速联络上了陈锡联。他对情况已有了解。陈锡联紧接着拨通了电话，向吴忠传达指示：卫戍区的所有部队将完全遵从吴德的调度。同时，他要求吴忠即刻前往我的住所，以便进行详细的商讨。
步入家门，我惊喜地发现吴忠早已在此等候。记得1971年，我们遵照中央的指示，携手应对了“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基于当年稳定首都的宝贵经验，我们商讨并制定了具体的应对措施，共同部署了北京市内严守内政、宽松外交的戒严策略。叶剑英当时所忧虑的，一是坦克六师的问题（事后证明，该师并无问题），二是防范学生和造反派从清华、北大等学府涌出，引发骚乱。为此，我们在清华、北大周边部署了充足兵力，一旦有人试图外出，必须想方设法将其拦截。10月6日当晚，北京实际上实施了秘密戒严，所有通往京城的路口均被严密监控，以防外地部队进入北京。
或许是10月4日，华国锋再次邀请我至其住所。正当我们交谈之际，汪东兴来电告知，江青有意前往石家庄，并指定需乘坐由二七车辆厂制造的内燃机车头，此外，她还希望二七厂的几位工人能随行陪伴。汪东兴便向华国锋请示，询问是否应准许她的出行。
华国锋手持电话，一边询问一边回应道：“江青前往石家庄有何目的？她此举是试探还是试图安抚？我对此表示赞同，认同华国锋的看法。”
华国锋即刻对汪东兴回应道：准许她出行，至于调整车头以及寻找工人陪同的事宜，则由吴德负责安排。
我们后来方才得知，那趟专列并未抵达石家庄，而是在保定的一个道岔处停靠。江青下车后，姿态优雅地采摘了一些野花，稍作逗留后便返回了列车。在车厢内，她与随行的工人和干部们分享了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诸多细节，随后便启程返回了北京。此次江青的出行活动，正如我们先前所推测的那样，不过是一次试探性质的举措。她并未在当地寻找造反派或三十八军进行接触。
10月4日，夜幕尚未完全降临，我匆匆踏进家门，华国锋的电话便紧接着响起，催促我即刻前往他的住所。我立刻动身，抵达时，汪东兴亦已在华国锋家中等候。这成为粉碎“四人帮”之前的最后一次汇报。
我们达成共识：一、依照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已商定的计划，针对“四人帮”的抓捕工作，由汪东兴同志负责。二、对于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进行的隔离审查，由我本人以及北京卫戍区的吴忠同志共同负责处理。三、一旦中南海内出现突发状况，我将负责组织卫戍部队提供支援。四、北京卫戍区需对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机关，以及由迟群、谢静宜管理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采取内紧外松的策略进行戒备，并再次检查各项措施的落实情况。华国锋同志要求我坚守电话机旁，确保能随时与他保持联络。
四人帮落网
10月6日，我同市委第二书记倪志福、市委常务书记丁国钰以及市委书记兼卫戍区司令员吴忠一道，守候在电话机旁。
未至九时，汪东兴来电告知进展顺利。至此，“四人帮”这一反革命团伙，已顺利被我方一举摧毁。
10月6日晚近午夜时分，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同志的住所紧急召开会议。在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同志事先以不同途径，向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透露了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的计划后，会议迅速步入正轨，着手进行新党中央主席的选举，并对中央第16号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
会议一致同意。
一、决定推举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并将在其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予以正式追认。
二、依据第16号文件（1976年发布），其内容旨在向全党、全军及全国人民通报党中央关于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的决策，以及推选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决定。
在探讨第16号文件之际，似乎纪登奎同志提及，毛主席曾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三七分的评价。文件是否应当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之处，这一议题的提出，实则触及了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正值“四人帮”被粉碎，全国局势尚未稳固之际，便迅速引出毛主席的评价问题，从策略层面来看，实属不妥。因此，叶剑英同志表示：“这份文件无法解决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他举起右手，竖起大拇指，强调毛主席的评价依旧如此。
本次政治局会议亦聚焦于若干紧迫且关键议题。会议圆满结束后，全体政治局委员均入驻了玉泉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