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1904—1986），她不仅是首位抵达延安的文人，更是延安文人的典范。
1936年11月中旬的一个夜晚，保安地区的一间宽敞窑洞内，马灯摇曳，映照着热烈的氛围。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均出席了这场欢迎丁玲的盛会。丁玲心潮澎湃，她认为，“这或许是我有生以来，也是一生中最幸福、最光荣的时刻。我第一次如此无所顾忌、满怀喜悦地站在众多领导同志面前发言。我讲述了在南京的生活经历，宛如离家久远的孩子归家般，对父母亲般亲切地滔滔不绝”。
她得以逐一造访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等领导人的窑洞，进行拜访与交流。
“丁玲啊，你接下来有何打算？”毛主席以地道的湖南口音向这位同乡朋友询问。
“投身红军！”丁玲自豪地回应。唯有加入红军，方能彻底摆脱往昔，蜕变为一名真正的革命战士。而一旦成为红军的一员，便能迅速拉近与身边同志们的距离。
“太好了！正好赶得上，或许还有最后一战，就随杨尚昆他们领导的前方总政治部一同上前线吧？”毛泽东同样兴奋地回应。
即便物资供应极度紧张，总参谋部仍慷慨地送给她一匹跛行的老马，并附赠了一名饲养员，同时指派了一名12岁的勤务兵一同前往。丁玲便这样踏上了陇东前线的征程。不久后，毛泽东通过军用电报向丁玲传达了一首热情洋溢的欢迎词——《临江仙》。
壁上红旗猎猎飘扬，西风劲吹笼罩孤城。保安将士一时崭露头角。
山洞设盛宴，款待归狱者。细笔一支，问谁可与之匹敌？
三千毛瑟兵，阵向陇东山。
文小姐昨日，武将军今朝。
丁玲，一位性情如火的新派女性。她眉目如画，才情出众；唇角带着坚毅与不屈，丰腴的鼻梁虽遮挡了些许灵气，却更显得她内心的深沉；加之健硕的体魄，赋予了她勇敢探险的魄力。她渴望燃烧，向往热烈的生活，敢爱敢恨，恨时如滚滚浓烟，爱时似绚烂火焰。“世代簪缨”的显赫身份，却深藏在她自信与自尊的直言不讳、勇往直前、独树一帜之中。
早在中学时代为反抗封建婚姻，她离开了湘西那个象《红楼梦》中贾府一般的家，“作为一个流放的叛徒，到上海去”。20年代莎菲式的苦闷阴鸷，到30年代已变成上街游行、写标语、贴墙报、散传单、飞行集会等革命行动。她后来回忆说：“纵然我缺乏社会经验，但在坚守原则的问题上，我却总是好辩、好斗。在‘协会’（即著作界抗敌协会，注者所加）讨论问题时，我总是积极举手发言，表达我们‘左联’的观点，……即便其他成员并不赞同，我依旧坚守己见，他们觉得我过于激进。”她不愿局限于家中笔耕不辍，亦不满足于仅仅写几篇文章。1931年，丈夫胡也频不幸遇害后，她在沈从文的义助下，将尚不满周岁的孩子送回湖南常德的故里，然而三天后，她又毅然返回上海。“我不敢在家中久留，深怕在情感无法自控时，流露出一丝真情。”她向地下党组织请求前往苏区，以期在斗争中释放内心的苦痛。然而，党组织安排她留在上海编辑《北斗》杂志，她只能接受这一任务。“实则我内心燃烧着一团火焰，渴望找到宣泄的出口！”
1933年五月，她不幸被国民党特务绑架，随后秘密从上海被押送至南京，陷入了软禁之中。她曾屡次图谋逃脱，亦尝试以自杀结束生命。对于自己与冯达那段“明知非良配，事急时却相濡以沫”的同居生活，以及随之而来的怀孕与生育，她深感懊悔。外界舆论喧嚣，流言蜚语四起。“我宛如一只被囚禁于牢笼中的猛虎，内心犹如饥狼，渴望着吞噬一切！”
至1936年5月，她终能从南京抽身，暂时迁往北平。在与曹靖华相会时，她坚定地表达了自己的决心：“我势必要寻回党组织。”倘若无法如愿，即便她能够暂居于北平或他乡异地，她依旧犹如身处黑暗，无法有所作为，更无法向人民坦诚自己的心意，表达自己内心深处想说的话语。
随后，她悄然抵达上海，胡风则悉心引导她逐步与共产党组织取得联系。她来到事先约定的俭德公寓中的一间居所，一落座便忍不住开口说道：“这里简直就是人间天堂。”这里的“天堂”，并非指那世俗的物质世界。第三日，她得以与冯雪峰相见——这位曾与她拥有炽热爱情的共产党人，长征之后被派往陕北，而后又转至上海，肩负起领导文化界工作的重任。
这几年来，整个革命也在遭受苦难。”这出乎我的意料。此刻，我唯一的愿望是得到同情与慰藉，他却浇了我一盆冷水。（丁玲：《魍魉世界》）
她愈发感到心酸。历经波折，她毅然决然，坚决请求前往陕北。她将所有的希望寄托于这片新天地、这个新社会、这些新的人和事。而且，在陕北的红军队伍里，林伯渠是她表兄，毛泽东亦是她旧识——当年在长沙周南女子中学，丁玲与杨开慧曾是校友；在学潮中，她们得到了毛润之（即毛泽东）的助力，并一同转学至岳云中学，为湖南开启了男女同校的先河。她坚信着，她准备着，去迎接陕北那片崭新的天地，去拥抱那里新的人生！
1936年深秋的十月末，丁玲在前往保安的路途中，短暂驻足于洛川。她毅然剪去长发，换上了梦寐以求的灰色军装，以土坑为鞍，跃上跃下，咯咯笑个不停，刻苦练习骑术。对于女性而言，长发是骄傲的象征。剪短发丝，于她而言，不仅是一种心理上的转变，更意味着她渴望彻底摆脱污秽与阴暗，踏入一个崭新天地，开启崭新的人生篇章。她投身陇东前线，组建了“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过上军事化、半军事化的生活。在不断的奋斗中，她将所有的困苦抛诸脑后。
她深知在激流勇进、与风浪搏击的乐趣，“这种快乐，只有那些站在岸边旁观的人无法体会。它不属于那些未曾投身战火、未曾于惊涛骇浪中奋力拼搏、未曾于生死边缘探寻生命胜利的人。唯有在持续的战斗中，方能领悟生命的真谛，感受到生命的存在，方能体会到青春在体内熊熊燃烧，方能感受到光明与愉悦！”（丁玲《战斗是享受》）“思维日渐单纯，待至营地，心中所想唯有尽快洗去脚上的尘埃，享用一顿佳肴，以便能安享一个香甜的梦乡。”（丁玲《到前线去》）1939年，丁玲向斯诺夫人吐露心扉：“在此之前，我常夜不能寐，然而自到此地，我得以安享甜美的梦乡，体重也有所增加。简朴的生活，真是妙不可言。”
莎菲的浪漫情怀，如今已如枯萎的花朵，静静躺在书页之中。丁玲曾如此评价她：“她是一位让你联想到乔治·桑和乔治利亚特等杰出女作家的人物——她是一位真正的女性，而非仅仅拥有女性特质”。生活的磨砺，尤其是对一位三十岁的女性而言，具有极大的改变力量。
三四年后的1944夏日，赵超构先生重逢丁玲时，眼前的她已大眼圆睁，眉宇间透露出浓郁的风情，皮肤略显粗糙，身形略显矮胖，身着灰色军服，声音洪亮，被形容为“颇有女性风韵”。“她豪饮畅谈，那份自信与豪放，让人难以相信她竟是女性”。“烟卷在她手中吞吐自如，大口吸入，又大口吐出，仿佛有意展示她那豪放的个性”。生活的磨砺虽在丁玲身上留下了痕迹，但丁玲终究还是丁玲。
她满怀热忱地拥抱这崭新的人生篇章，聆听红军讲述激战的故事，并尝试用那些一时难以摆脱的欧化语言，将这些故事记录下来。她强调，“我们的戏剧、歌咏等，不过是工具，如同船上的桨、帆篷、缆绳。这些工具固然不可或缺，但真正指引方向的，是指南针，是舵盘。而政治，正是战地服务团的指南针、舵盘。”她故意在文章中穿插一些粗俗的词汇，如“尿屎”、“他娘的卵用！”（《刊尾随笔》与《广暴纪念在定边》的原始稿件，在收录于《丁玲文集》时均经过了精心的“净化”加工。）摒弃粗俗之词，她旨在展现自己贴近民众、向民众学习的坚定决心与无畏勇气。然而，当她真正深入生活，以自己的文采描绘出残酷的现实，尤其是那些残酷现实下妇女的命运，她不禁如同照见了自己的影子。从《东村事件》（1937年6月），到《新的信念》（1939年），再到《我在霞村的时候》（1940年），她的内心无法平静，客观写实的手法中融入了强烈的抒情色彩。面对眼前那位历经磨难、饱受屈辱的贞贞，丁玲仿佛从小说的字里行间中脱身而出。
……我曾详细询问过她的病情，深知她目前承受的痛苦，绝非仅仅是肉体上的折磨。至于贞贞，尽管在短时间内无法寻找到她大量累积的忧伤与怨恨，她从未流露过渴望被某个男子追求，或者说寻求慰藉的愿望；然而，我认为或许正因她曾遭受过伤害，而伤得过于深刻，这才造就了她今日的坚韧不拔，使得她显得对他人无所求。
这并非仅仅是描绘贞贞，实则是在抒写自我。或许，真正的艺术作品都是用心灵的鲜血与泪水铸就的。丁玲在延安时期的小说创作，经历了从生硬、散乱的转述故事到描写事件，再到刻画人物与心灵的过程，这才寻回了精神的自我与艺术的自我。一位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终于在女性内心的律动中，从那黄黑而粗糙的肌肤下苏醒过来。
为了确保抗战的胜利，广泛动员全国民众投身战斗至关重要。然而，她坚信“群众化”并非意味着使自己与普通百姓等同，亦非盲目追随群众，而是要让群众在我们的影响和引领下，集结起来，投身于抗战的征途，以及建设国家的伟大事业。这是知识分子投身革命后应坚守的、不可动摇的责任与精神。在战地服务团的艰辛岁月中，她深切地体会到时光的流逝。“日复一日地搭建舞台，又日复一日地撤除舞台，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他们不懈地付出，为抗战贡献了他们所能奉献的一切。他们把最美好的年华，青春，无私地献给了这村那村的夜戏……”《新木马计》演出前感1938年11月，她毅然告别了西战团，踏上延安的土地，投身于马列学院的学习，度过了充实的一年时光。次年10月，她受命担任“文协”副主任一职，并肩负起日常工作的重任，直至1941年初，她前往川口农村休养并投身创作。同年4月，她又被抽调参与《解放日报》的创办工作。
在这段时间里，她先是作为一名保安，在延安时期，为了民族大义和个人命运，作出了理性的抗争和不懈的行动；随后步入社会，在血泪交织的现实面前，触动内心，唤醒了女性的自我觉醒；进而深入思考现代中国知识女性的命运，确立了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责任，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深刻反思。继《我在霞村的时候》之后，她相继创作了《在医院中时》（1940年）和《夜》（1941年）等作品。在作品中，她一方面犀利地揭示了革命队伍中如何华明般的干部阴暗心理，另一方面又大胆地塑造了陆萍这样一位对文学充满热情的上海产科学校毕业生，她从上海来到抗大入党，投身革命，却与革命队伍产生了全面的矛盾和激烈的冲突。“她是个充满幻想的人，且有勇气去改变自己的生活。然而，面对‘党’和‘党的需要’的束缚，她能违抗党的命令吗？能摆脱这束缚吗，这毕竟是她自愿选择的？”在工作中，她理性地批判一切，对现状总感不满，与不识字的院长、放牛娃出身的指导员以及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以至于旧疾复发，夜夜失眠，陷入剧烈的自我斗争。尽管如此，她始终坚信，“真理永远在我这边。”作者对陆萍这一艺术形象的态度，既有批评，也充满了同情与理解。通过丁玲对陆萍的刻画，展现了一位知识分子对延安社会的独立意识与批判精神。
作为这种认知与精神的凝聚展现，她毅然决然地从小说创作转向了杂文领域。杂文肩负着对社会、文化的批判重任，被誉为“伟大的思想利器”。“当前的时代，并未脱离鲁迅先生的时代。”杂文在统一战线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即便在较为进步的地区，实现了初步的民主，这里仍需不断督促与监督。因为中国数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并非轻易可以根除。而所谓的进步之地，并非凭空出现，它与我国的旧社会紧密相连。”因此，“我们这个时代依然需要杂文，我们绝不能放弃这一武器。挥舞它，杂文将永不会消亡”。“为真理敢于发声，无所畏惧”。丁玲：《杂文之必要》
在杂文领域，丁玲对革命队伍中干部的奢华生活、依赖马匹出行、以及过分追求马列学院头衔等不良风气和陈旧观念进行了尖锐批判；她摒弃了文艺创作中那种“每篇文章都要符合新民主主义要求”、“过分追求理论上的契合度”的教条主义方法，这种方法虽得教员好评却忽视了本质。她强调，生活素材并非等同于文学作品，创作关键在于个人的生命体验和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尤其是她的作品《三八节有感》，深入剖析了延安革命队伍中知识女性所面临的困境、尴尬地位和不幸命运。在“三八”妇女节这个特殊时刻，她敢于提出别人未曾触及的问题：“‘妇女’这两个字何时才能不再被特别关注？”她透过表面的热闹，揭示了实际上正是因为缺乏重视才显得被重视的深刻矛盾。凭借艺术家的敏感和知识分子的良知，她揭示了革命队伍中存在的某种弊端，如同理想社会肌体上的恶瘤。在她的文章中，融入了深沉的血泪，承载了她多年的痛苦和对未来的热切期盼。
丁玲明智地选择了延安，她以极大的自制力踏入这片土地，她的出身与教养，加之她的内敛之道，使然。因此，她在延安体验到的，更多的是文艺工作者与革命队伍之间所存在的隔阂与矛盾。在整风运动期间，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均受到了不少批评。在一次高级干部的学习会议上，毛泽东在结语时言道：“《三八节有感》虽存有批评之声，却也夹杂着建言。丁玲与王实味则判若两人，丁玲为革命同志，而王实味则是托派分子。”此言不仅为丁玲解了围，亦彰显了其立场之坚定。在文艺整风阶段，仅有少数单位及部分小组成员在墙报上对《三八节有感》提出了批评意见。及至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第三次会议期间，毛泽东询问丁玲的位置，并建议她靠近些拍摄合影，以免她明年再次创作类似作品。当看到丁玲坐在离他三人的位置，紧邻朱德坐下时，毛泽东才安心落座。
1942年6月，在针对王实味的批判运动中，丁玲对王实味对延安文艺界的污蔑进行了有力驳斥，并就《三八节有感》一文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她毅然决定将《三八节有感》从《野百合花》的并列作品中摘除，以示决裂，并对王实味的指责予以反击。
丁玲在此期间搁置了所有文学创作，仅在重大纪念日时，她的纪念性文章与通讯报道偶现于报端。她如同奔赴前线一般，背上背包，系好绑腿，前往柳林与村民们一同纺线，改良纺车，协助盲艺人韩起祥创作新颖节目，并汲取了柯仲平、马健翎“民众剧团”在民族化、大众化创作方面的宝贵经验，同时采访了众多先进人物。1944年7月1日，毛泽东致信丁玲和欧阳山，对她的作品《田保霖》中所展现的“新写作风格”给予了祝贺。
1985年四月，丁玲，年迈八十，重返延安，携带着半个世纪的记忆与深思。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陈列室，她驻足于一张毛泽东与其他革命先辈的合影前，久久凝望，心中灵感迸发。她感慨万分，言道：“昔时，他们如同兄弟，然而岁月流转，终至变为‘君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