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时轮，原名际尧，别名之光，1907年9月10日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一个农民家庭。宋时轮6岁开始上学，1918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醴陵县立中学。入学后，在学校进步教师的帮助下，与左权、蔡升熙等同学发起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经常阅读进步书刊，讨论国内外局势，积极参加反帝反军阀的学生运动，在学校造成很大影响，于1923年被开除学籍。后去长沙，经同学介绍，一边给孩子教补习课，一边到大麓中学继续学习。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因“共产党嫌疑”在广州被捕，关进珠江南岸南石头惩戒场。入狱后，在同狱的中共党员、黄埔军校原政治部主任熊雄的教育鼓励下，政治觉悟进一步提高，革命意志更加坚定，经多次审讯，精神和肉体受到很大伤害，始终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积极参加了狱中党组织发动的绝食和要求放风、看书、看报等斗争。一年后由党组织找人作保被释放出狱。出狱后他立即去香港、上海等地接转组织关系，但都未有结果，以后辗转回到湖南老家，在失去上级领导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四处串连，很快拉起了一支几十人的游击队，自任队长，化名张司令，积极活动于萍乡、浏阳、醴陵、攸县边界地区，给当地政府造成了不小的震动。1929年秋，宋时轮到苏区的莲花县政府任军事部部长，他带领的游击队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后来毛泽东见到他时曾以玩笑的口吻对他说：“宋时轮，你也是一路诸侯呀！”
红军八年
自1931年春季起，宋时轮接连指挥部队投身于第二、三、四、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在战斗过程中，他坚定地贯彻毛泽东提出的作战策略，始终以全局为重，出色地完成了所有既定任务。
在第二次反“围剿”的激战中，他担纲红军第三十五军参谋长之职。每当中共苏区中央局召开扩大会议，深入探讨“反围剿”的作战策略时，他始终坚定地站在毛泽东“诱敌深入”战略的一边。他强调：“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策略，涵盖了智取与军事打击两大层面。智取的关键在于如何巧妙地诱敌深入，而军事打击则关乎先攻何处、再战何方。若二者相得益彰，便有望打破敌人的“围剿”。这无疑是我军扭转被动局面的关键，也是赢得反“围剿”胜利的有效途径。此后，他积极协助军长与政委，严谨部署，确保部队全面贯彻此方针，最终圆满完成了作战任务。
在第三次反“围剿”的激战中，毛泽东与朱德坚持运用“诱敌深入”的战略，巧妙地部署红三十五军等部队假扮红军主力，以此误导“围剿”军主力向赣江一带进发，从而为红一方面军主力的秘密东进提供了掩护。宋时轮深知，若要有效牵制“围剿”军，必须制造声势，但这无疑会为部队带来巨大的困难和牺牲。于是，他迅速对部队干部战士进行教育，强调全局观念，并要求大家做好承受苦难和牺牲的思想准备。战斗伊始，宋时轮便协助军长和政治委员，积极联络各兄弟部队，大张旗鼓地向良口、万安等地进发，以假象误导“围剿”军西向直趋赣江，确保红一方面军主力得以趁机东进。在莲塘、良村、黄陂三地，红一方面军连战连捷，取得了三场胜利。当蒋介石察觉到上当，指挥部队转向东进时，宋时轮又指挥部队采用游击战法，对“围剿”军进行牵制和袭击，有力地支援了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老营盘、高兴圩、方石岭等地的战斗，最终打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
1933年6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江西军区所在地召开排斥毛泽东的第二次宁都会议。一个月后，中共临时中央派人参加江西省委扩大会议，督促清算江西的“罗明路线”，继续清除毛泽东在红军中的影响。当时宋时轮任军区代理参谋长，仍始终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积极协助陈毅司令员顶住了一次又一次巨大的压力。
1934年，宋时轮在战斗中不幸受伤，伤愈后便被送往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深造，随后担任了第二大队的大队长一职。然而，受“左”倾路线的影响，他因在广州被捕后涉嫌参与“AB团”而被怀疑，并遭到了开除党籍三个月的处分。同年十月，红大被编入红军（军委）干部团，随中央红军踏上了长征之路。在长征途中，张国焘分裂红军，企图对党中央造成危害。毛泽东当机立断，率领部队北上。由于事出突然，宋时轮并未收到通知，当他从睡梦中醒来，发现学校已转移，他毫不犹豫地立即追赶部队，坚定地选择了跟随毛泽东。后来，当毛泽东见到他时，显得格外高兴，他对宋时轮说：“宋时轮，你来了，真是太好了！”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凯旋，抵达陕甘苏区。在甘泉的下寺湾，他们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紧接着，11月3日，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同一天，军委会下达命令，恢复红一方面军的番号，将红十五军团纳入红一方面军的序列，并委派宋时轮担任军团作战科科长。然而，当时宋时轮尚未恢复党籍，对此他显得有些踌躇。得知此事后，毛泽东对他说：“选用人才是组织的决定，恢复你的党籍也是组织的事，你就听从组织的安排，愉快地前往军团报到，开始工作吧。”这番话让宋时轮深受感动，他连声说道：“还是毛泽东信任我。”在随后的直罗镇战役中，他积极协助军团首长制定详尽的作战计划，并指挥部队出色地完成了作战任务。
1936年，宋时轮先后担任红三十军与红二十八军的军长。期间，他亦与政治委员阎红彦、宋任穷并肩作战，率领部队参与了东征、西征以及山城堡战役，均出色地完成了各项战斗任务。
抗击日寇
10月1日，他率领支队首战井坪，击溃敌军一部，收复该镇；4日，又北上攻克并收复平鲁县城；继而，对同蒲铁路朔县至大同段实施破袭，并攻占岱岳以南的东榆林和马邑；10日夜和23日，分别在辛庄和周庄伏击日军运输队，击毁敌汽车10余辆，击毙敌军10余人；随后，部队迅速逼近大同，于26日夜对敌交通与运输进行袭击。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宋时轮便初步打开了雁北地区的抗日局面，极大地振奋了当地民众的士气。
宋时轮、陈赓、莫文骅相聚。
继而，他率部迅疾挺进洪涛山区，决心于此地进一步广泛动员民众，构建地方行政机构及抗日武装力量，打造坚实的抗日基地。在动员民众的过程中，他主要开展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首先，严格遵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规定；其次，主动为民众提供实际帮助；再次，大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最后，始终关注民众的安全与生活状况。通过这些举措，民众的疑虑得以迅速消除，纷纷将雁北支队的官兵视为亲人，从各个层面全力支持他们建设根据地并抗击日寇。
自洪涛山区民众积极行动起来后，他迅速从支队中挑选了一批活动能力出众的干部与战士，组建了一支武装工作队，深入各个村镇，致力于地方行政机构的建立与抗日武装的发展。通过广泛宣传与精心组织，他们迅速在右玉、山阴、朔县、怀仁以及大同、怀仁、左云等地建立了两个县级行政机构，并成功发展了数百人的抗日武装力量。同时，在山阴、平鲁、左云等县发展了100余名党员，成立了20多个党支部和党小组。此举进一步巩固了根据地的稳定，有效推动了武装斗争的进程。
在构筑敌后根据地、推进抗日武装斗争的过程中，宋时轮始终严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主动联络友军，汇聚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共同对抗日伪军；他充分信赖地方组织，广泛动员民众参军参战，不懈寻求与创造战机以打击敌军。正是凭借这种策略，在短短7个多月的时间里，雁北支队人数从不足千人迅速增至两千余人，历经百余次战斗，赢得了歼敌两千余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的辉煌战绩。
宋时轮在延安党校。
1938年五月，宋时轮率领部队参与了冀东地区的重大起义。1942年，他被调往中共中央党校深造。在延安的整风运动中，他严谨地结合自身实际，深入反省了在冀东起义胜利后所滋生的自满心态，以及未经领导同意便擅自率领部队西撤至平西的错误行为。他的这一反思，赢得了同学们的广泛好评。
北平谈判
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之际，宋时轮于1945年秋季告别延安，同年10月，他被任命为津浦前线野战军指挥部的参谋长。至1946年1月7日，津浦前线野战军更名为山东野战军，宋时轮的职务亦保持不变。在此期间，他倾力协助陈毅司令员指挥津浦路战役，成功歼灭国民党军2.8万余人，接受日军4000余人投降，并促使伪军郝鹏举部1万余人起义，实现了重大战略胜利。
1946年1月10日，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政府共同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命令》等四项停战协议。为确保这些停战协议的切实执行，双方协商一致，决定在北平设立一个军事调处执行部，该机构由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代表共同组成。进入一月下旬，宋时轮受命担任军调部我方少将执行处处长，在叶剑英委员和罗瑞卿参谋长的指导下，他迅速投入到新的斗争中。谈判过程既激烈又复杂，不仅体现在谈判桌上的言辞交锋，亦体现在谈判之外智谋与勇气的较量之中。
◆宋时轮
宋时轮上任后，首要面对的是三方工作人员按时到位的问题。原本协议规定，各参与方应在10天内完成人员配置，然而我方人员未能按时到岗，导致美国和我国的代表立刻对我方发起指责，指责我方缺乏谈判诚意，意图破坏军调工作。宋时轮遵照叶剑英的指示，迅速在一场三方执行处全体人员会议上对此进行了有力反驳。他首先指出，国民党人员能够迅速到位，得益于军统局和军令部的特务人员随时可调，美国方面则有驻华美军人员可就近使用，再加上先进的通讯和交通设施。而我方则不具备这些条件。随后，他进一步指出，我方选派至军调部工作的如叶剑英、罗瑞卿等人均为部队领导干部，而国民党方面如郑介民等则是特务人员，究竟谁对谈判抱有真诚，谁意图破坏调处工作，已经一目了然。这一反驳充分有力，令美、国代表无言以对。最终，连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也承认，蒋介石派遣大量特务到军调部担任代表，实为极不明智之举。
中原之地，成为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的引爆点。宋时轮遵照叶剑英、罗瑞卿的命令，在谈判桌上展开了一场有理有利的斗争。随后，他与汉口执行小组及中原军区代表在前线展开谈判，协同作战，最终促使国民党与我方达成协议，确保中原军区安全转移了2000余名伤病员、非战斗人员和部分地方干部。紧接着，他又投身于调解广东东江地区军事冲突的斗争，成功迫使国民党答应将我方东江及粤北的部队通过船运送往山东烟台。
宋时轮任职期间，致力于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常使对方在调处过程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此举动引来了国民党方面的强烈忌惮。他们不断对宋时轮发起挑衅与恐吓，最终甚至不惜采取特务手段，试图对其进行暗杀。5月15日傍晚6时45分，宋时轮外出返回住所，途径北平灯市西口一带时，突遭预伏的国民党特务枪击。他立刻意识到危机，迅速指挥司机加大油门，快速穿越险境，侥幸逃脱。宋时轮在北平谈判中的工作表现，屡次得到叶剑英与罗瑞卿的高度评价。
转战华东
1946年6月，宋时轮重返战场，在随后的三年多全国解放战争中，他先后担任了山东野战军的参谋长、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的司令员，以及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的司令员。他率领部队千里奔波，驰骋于华东与中原的战场上，指挥部队参与了朝阳集、泰安、老河口、豫东、济南、淮海、渡江等一系列战役和战斗。宋时轮将军是我军一位赫赫有名的攻守兼备的高级指挥官。
在1947年至1948年担任第十纵队司令员期间，他率领部队接连取得了系列阻击战的胜利，充分彰显了他卓越的指挥艺术。
将第二十八师、第二十九师作为一线力量部署，以特务团作为预备队，各师依序排列，第一梯队负责正面阻敌，第二梯队则迅速构筑工事，随后与第一梯队轮换，继续进行阻击；在作战区域内，构筑了纵横交错的战壕，战壕一侧设有射击掩体，另一侧则挖有藏兵洞穴。这些工事不仅显著降低了部队伤亡，还大幅提升了部队的机动性。通过交替阻击的战术，部队在激烈战斗中得以短暂休整，依托坚固的工事继续作战，有力地保障了阻击战的胜利，并获得了兵团首长的赞誉。
宋时轮与朱德同处。
1948年夏日，我军展开了开封与睢杞的战役。6月16日凌晨，宋时轮接到命令，率领部队急速赶往上蔡地域，以阻止敌军。行进至夜半时分，情报显示敌胡琏部队的指挥中心已入驻上蔡县城，其第十一师已突破我十纵预定的防御阵地，正向开封进发。宋时轮毅然决然，不顾个人安危，未遵从上级既定的北进截击敌军的命令，而是果断决定迅速进攻上蔡，猛烈打击敌指挥机关，迫使第十一师回撤，并在运动中将其歼灭。结果是，仅用一日便以800余人的伤亡代价，击毙击伤敌军5000余人，迫使胡琏迅速率部撤退至汝南，成功在10天内完成了既定的阻击任务。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硝烟初起之际，黄百韬兵团即被我国军队围困于碾庄地带。蒋介石遂下令邱清泉、李弥两兵团火速东进救援。华东野战军领导层遵循毛泽东的决策部署，委派宋时轮与刘培善政委负责指挥第七、第十及第十一三个纵队，在徐州东部地带对敌邱、李兵团进行牵制。接令后，宋时轮深谙对抗拥有炮火优势之敌，必须在铁道线两侧辽阔平原设立深层次的防御工事。于是，他迅速部署部队构筑了三道坚不可摧的防御阵地。遵循毛泽东主席“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宋时轮指示部队应将防守与进攻、阻击与反攻紧密融合，通过积极主动的攻势行动来确保阻击战的胜利。同时，他对火力配置给予高度重视，要求各部前后左右能够互相支援和协作，形成密集的火力网。最终，部队出色地完成了阻击任务，为我军攻势部队的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
自1947年至1948年，宋时轮将军指挥第十纵队，于桃林岗、土丝口、郓城、定陶、巨野等地连续展开阻击战，各役均圆满执行了上级的指令。由此，部队赢得了“排炮不发，十纵定至”的赞誉。
1948年秋季，宋时轮率领部队投身于济南及渡江等关键战役，始终肩负着进攻作战的重任，且表现卓越，战绩斐然。
在济南战役的激战中，宋时轮与政委刘培善携手指挥第三、第十两个纵队以及鲁中南纵队的主力部队，组成了攻城西集团，承担起主攻的重任。他们与东集团紧密配合，历经八昼夜的殊死搏斗，终于全歼了济南的守敌，成功地在原计划15至20天内完成了攻城任务。此举不仅开创了人民解放军攻克国民党重兵集团坚守的大城市的先河，更成为了（解放战争开始后）两年多革命战争历程中，对敌人给予的重创之一。
第一阶段着重于突破长江防线，并成功占领南京；第二阶段则是围攻并歼灭芜湖、南京、镇江地区的残余敌军，同时夺取浙赣铁路的控制权；第三阶段的目标则是攻克上海。此时，宋时轮已晋升为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的司令员。肩负起渡江作战重任后，他迅速与政委郭化若携手，全力推进渡江的各项准备工作。首先是深入的思想动员，激发士气；随后，派遣侦察部队渡江搜集敌情；同时，我们重点抓好船只的准备、水手们的训练以及水上实战演练，以确保部队“能渡江、善作战”。得益于准备工作的周密细致和重点突出，我们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受到了第三野战军首长的高度赞誉。
1949年7月7日，宋时轮（自右向左起）、粟裕、饶漱石、陈毅等领导人在上海解放的庆祝大会上共同出席。
即在攻克江心据点的过程中，同步组织所有参战部队完成渡江。这一策略不仅有效保持了作战的出其不意，而且显著缩短了整个渡江作战的时间，确保了兵团在4月22日凌晨全员成功渡过长江。渡江成功后，遵照粟裕代司令员及张震参谋长的指令，他迅速指挥部队日夜兼程，向东快速推进。至27日，与第十兵团的部队在宜兴成功会师，随即在郎溪、广德地区将南逃的敌军5个军包围。随后，他指挥两个兵团合计7个军，持续展开激烈攻势，迅猛冲杀，激战两日。至29日，成功歼灭敌军6万余人，胜利地完成了第一、第二阶段的作战任务。
“寻找敌军薄弱环节，巧妙插入，实行两翼突破，进而形成夹击，分割敌军，逐一消灭。在攻击敌碉堡群时，避免使用过多兵力，一般以一个至两个班兵力攻打一个地堡，以免遭遇敌军大量杀伤。”不久，战场局势便得到扭转，战斗进程得以加速。24日，部队进入市区，残敌凭借高楼大厦进行顽强抵抗，以猛烈炮火阻止我军前进，导致部分单位遭受重创，攻势一度受挫，一些干部战士出现急躁情绪，要求使用炮火，宋时轮随即重申兵团党委“打好”的决策，坚决制止了这一请求。不久，敌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逃离上海，其残部军心涣散，宋时轮便与郭化若一同指示部队：加大军事攻势，并积极开展瓦解敌军的工作。第九兵团在地下党组织的协助下，成功争取约4万名国民党官兵起义或投诚。26日，与第十兵团协同作战，顺利完成了解放上海的使命。入城后，宋时轮和郭化若再次指示部队严格执行“进好、管好”上海的决策，指战员们自觉遵守，不住民房，不扰民生，找不到营房时即睡于马路，下雨则暂避屋檐；自觉做到不侵占地方财物、民众物件，并积极为民众做好事。同时，迅速在全市设立5000余处岗亭，将21万大军迅速展开，投入警备工作；结合公开与秘密警备，整合军警民力量，共同维护社会治安。如此，在较短的时间内，取缔了40余种非法武装组织，破获多起危害群众的重大案件，收容散兵游勇逾1.5万名，使得全市社会秩序迅速恢复稳定。
抗美援朝
1950年9月，中央军委下达命令，指示正在为解放台湾而备战训练的第九兵团暂停渡海作战演练，转而前往山东兖州、泰安进行整训，待命行动。10月23日，宋时轮受命进京，毛泽东与周恩来亲自向他传达了执行抗美援朝使命的指示。随后，朱德元帅特地赶赴曲阜，对兵团的团级以上干部进行了参战动员。11月，宋时轮被任命为第九兵团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受命迅速率领部队开赴朝鲜战场。11月6日，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下令九兵团火速开赴东线战场，参与第二次战役。这成为九兵团入朝后的首场战斗。为确保战斗胜利，首要任务是秘密完成战役的移动，并出乎意料地发起攻势。宋时轮随即指示机关快速制定行军计划、保密措施及防空对策，并亲自指挥部队严格执行。在行军途中，美军正展开“空中战役”，每日出动千余架次飞机，对鸭绿江上的桥梁及其周边区域进行侦查与轰炸。然而，九兵团部队始终未被察觉，未遭受重大损失，并于11月21日全部安全抵达指定区域，圆满完成了行军任务。战后，一些西方军事历史学家对九兵团此次行军行动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为“当代战争史上的奇迹之一”。
在抗美援朝的烽火岁月中，宋时轮（右）临危受命，指挥若定，英勇战斗。
自第二次战役拉开战幕，11月27日傍晚，宋时轮指挥部队对长津湖区域的敌军发起了猛攻。不料，天降鹅毛大雪，随之而来的数日，战区气温骤降，夜间温度甚至降至零下三十多摄氏度。由于部队行军匆忙，不少官兵未能及时更换适应寒冷气候的冬装，以致有些连队在激战之后，幸存者竟在战壕中冻饿而亡。面对这严峻的考验，宋时轮与陶勇副司令员依然坚定如初，持续指挥并激励第二十七军全体战士发扬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顽强拼搏。至12月1日，他们在新兴里全歼美军一个整团，实现了志愿军首次全歼美军一个建制团的壮举。与此同时，11月29日至30日，第二十军六十师在富盛里展开激战，成功击毙及俘虏美军近千人，并缴获和摧毁敌坦克汽车78辆。这两场战斗胜利的消息传回，立即赢得了毛泽东的高度赞誉。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与宋时轮，祝贺道：“庆贺我九兵团的两次歼敌大捷。”
领导科研
宋时轮接任总高职务后，即刻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学校的建设与教学工作之中。他专注于解决办学的基本问题，有步骤地推进学校的全面建设和教学工作。至1957年底，经过五年多的不懈努力，总高已发展成为一所秉持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传统，迅速迈向现代化和正规化的军事学府。期间，为全军输送了3000余名具备优良军政素质、擅长指挥现代化步兵作战的营、团级军事指挥官和政治工作者，为我国军队的备战以及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显著贡献。
1955年9月，宋时轮荣膺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及一级解放勋章。
1957年11月，宋时轮被任命为军事科学院第一副院长，同时担任计划指导部和外国军事研究部部长。履新后，他主动协助叶剑英院长着手筹建军事科学院，负责领导并推进两个部门的创立与日常工作，且积极参与了我军第一代各级战斗条令的编撰工作。
宋时轮与叶剑英等合影。
1966年夏日，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拉开序幕，他亦遭受了批判，并被暂停职务接受审查。在遭受批判与审查的过程中，他始终坚守党性原则，对待个人与他人的问题，都秉持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全然不顾个人得失，始终依据事实发言。1971年，九一三事件过后，他重返岗位，再次不顾个人安危，积极协助一些资深同志尽快重返工作岗位，并保护了一部分遭受“四人帮”迫害的同志，确保他们免受不实之罪的困扰。
1972年十月，宋时轮正式就任军事科学院院长一职。即刻与政委粟裕携手，两人齐心协力，克服重重障碍，迅速实施了一系列果断措施，以恢复科研活动的正常秩序。不久，科研工作便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自1979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军科院党委果断作出“将工作重心转移至国防现代化军事科学研究”的战略决策。自此，他更加倾注全力，积极引领全院同仁，投身于实现工作重心转移、开拓军事科学研究新局面的忘我拼搏之中。
1980年，在深入研究军事战略方针的指导地位、作用、我国相关情况及未来战争特点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关于今后战略方针问题的建议》，该建议被中央军委采纳，对国家、军队的建设及战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后，他又陆续撰写了《关于今后反侵略战争作战问题的初步设想》、《关于今后反侵略战争的一般战法问题》及《关于今后军事组织体制问题的几点建议》等一系列研究报告和文章，将全军在现代化条件下人民战争战法的研究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在宋时轮院长执掌院务的十三载里，军科在院党委的英明领导和他的亲自主持下，凭借全院同仁的辛勤付出，累计完成了309项研究项目，编纂出版著作480部，发行学术期刊374期，推动了97项重点专题研究项目的完成，构建了7个作战模型，撰写了1100余篇学术论文，对国防事业和军队“三化”建设的推进贡献显著；同时，培育了大批军事科研的中坚力量，为军科未来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宋时轮担任军科院长期间，他不仅担任了中央军委教育训练委员会主任的重任，还全力以赴地协助军委，在短短两年多的时光里，迅速修复了“文革”期间遭受重创的军事院校，引领部队的教育训练回归正轨。此外，他还肩负起《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及《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委员会主任的职责，历经十余年的不懈努力，高质量地完成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编纂与出版工作，并全面推动了《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的编纂工程。在退居二线前的最后一年多里，他依然坚守岗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史、军史研究和编纂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982年9月，在我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庄严会场，宋时轮同志荣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之职。
1987年10月，宋时轮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度荣任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常务委员。
1988年，宋时轮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的崇高荣誉。
1991年9月17日，我国著名将领宋时轮在上海逝世，享年84载。
宋时轮，一位兼具武勇与文采、军政双全的高级将领，在人民解放军中熠熠生辉。他的一生，始终致力于革命事业的奋斗。其战功显赫，业绩辉煌，永载史册，流芳百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