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美英法德日意加
作者：程冠军
中共中央统战部前部长、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阎明复曾在文中追忆，上世纪90年代，他曾听闻前国家主席杨尚昆提及康生的一些历史往事。毛主席曾对杨尚昆评价道：“康生此人性子极为偏激，在‘抢救运动’期间尤为明显，时至今日，他仍未摒弃这一弊端。”
“康生非人，乃鬼魅也”——此乃“文革”结束后，陈云对康生的犀利评断。
揭露康生问题，不仅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否定，更是实现拨乱反正的关键所在。
1976年10月6日，中央果断地粉碎了“四人帮”。然而，在随后的日子里，尽管全党全国上下都在对“四人帮”进行深入的揭露和严厉的批判，康生的问题却始终未被公之于众，这无疑给彻底否定“文革”和实现拨乱反正设置了不小的障碍。
康生长期掌控中央党校。
中央党校，作为“真理标准讨论”的摇篮，却在“文革”期间遭受了严重打击。在这段动荡岁月里，该校成为了康生长达二十余年的操控工具，沦为了一个混乱不堪的境地。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后，康生得以重获信任，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自1957年起负责党校工作。“文革”初期及整个过程中，康生在党校内对原校长、知名哲学家杨献珍，以及曾担任刘少奇秘书、后任中央党校校长兼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林枫进行了诬陷和迫害，由此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在中央党校，康生被尊称为“康老”，他的妻子曹轶欧则被尊称为“曹大姐”。有时康生到党校视察，随时看到一个人，突然冒出一句：“我看你这人，似乎不大像是个好人。”言辞之间，该人很快便会遭受反革命的指控。谈及康生，曾任胡耀邦秘书的中央党校前副校长陈维仁这样评价：“康生头顶‘两顶桂冠’；我个人则赠予他三个称号，康生乃‘四人帮’的始作俑者，‘文革’的祸首，党内最具威慑力的‘棍子’。”
在“文革”动荡岁月里，中央党校的前副校长刘海藩与康生不幸遭遇了一次直面相对的交锋。
1966年6月的初旬，在康生的强大压力之下，林枫于党校内设立了“文革”办公室。彼时，刚刚从中国人民大学完成学业的海藩刘海被选调至该办公室，主要职责是撰写简报，确保党校在“文革”期间的各项动态能够及时向中央汇报。
在康生的一手策划下，林枫于1966年8月19日被造反派批斗。为煽动党校群众继续陷害林枫和刘少奇，1966年8月30日下午，康生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50人座谈会”，康生讲话长达4个小时，反复讲党校阶级斗争的“盖子”又大、又深、又厚、又黑，说党校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黑阵地，反无产阶级革命的“黑堡垒”，修正主义的“黑据点”，叛徒特务的“黑窝子”，资产阶级思想的“黑染缸”。讲了四个“黑”之后，康生突然话锋一转：“党校报来的70多期简报，完全是与无产阶级革命对抗的，我越看越生气。简报是什么人负责写的？” 这时刘海藩正在台下听得发懵，突然听到康生在叫是什么人写的简报，着实吃了一惊。这时有人喊：“刘海藩写的。”康生问：“他来了吗？”“来了！”几个造反派齐声回答。“刘海藩站起来！”一个造反派吼叫。刘海藩坐的位子正好与康生妻子曹轶欧挨着。看到这情形，曹轶欧就说：“刘海藩，康老叫你，你站起来嘛！”刘海藩不情愿地站了起来。康生厉声问道：“简报是谁叫你写的？”刘海藩有几分紧张地回答：“是组织上安排我写的。”“什么组织？”康生越来越严厉。“当然是党组织。”康生愤怒地反问：“哪个党组织？”刘海藩预感到灾难来临且已经躲不过去了，于是这位湖南青年的辣椒味冒出来了，他一字一句地回答：“中国共产党！”康生没想到这么个小人物竟然对自己大不敬，气急败坏地吼道：“你什么东西！”刘海藩强忍着没有再说话。康生抖动着手头的简报接着说：“你写的这些简报是共产党的话吗？你执行的完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是替林枫说话的黑笔杆子、黑爪牙！”
当晚，刘海藩就被造反派抄了家。
中央党校的整风会议，点燃了康生问题讨论的“第一把火”。
1977年三月，中共中央作出决策：恢复中央党校的运作。在此之际，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亲自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汪东兴副主席则被任命为第一副校长，而胡耀邦同志则被任命为副校长。鉴于当时中央党校仍由造反派掌握大权，胡耀邦同志到任后，首要任务即是召开“整风会议”，实质上是为了进一步深入批判“四人帮”，并妥善解决“文革”遗留的诸多问题。
1977年9月3日，于中央党校举办的“整风会议”上，王富长勇敢地站了出来，首次曝光了康生与曹轶欧的问题。他详细列举了康生的“十个问题”，揭露了其种种不当行为。
一、一直把持党校，说党校是“长期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给党校的同志们套上叛徒、特务、走资派等精神枷锁。
二、在处理党校群众组织问题时，往往偏向支持一方，而对另一方进行压制，导致众多干部与群众遭受了严重伤害。
三、指使造反派在党校内对朱德、叶剑英、陈毅等资深将领进行激烈斥责，同时着手编辑并出版《林彪选集》及《林彪语录》。
四、在党校开展“清队”与“整党”活动中，康生与曹轶欧颠倒了对敌我关系的判断，导致众多干部与群众遭受审查、拘押、开除党籍乃至被遣送流放的命运。
五、关于康生与曹轶欧在党校进行不当点名的议题。康生、曹轶欧在党校内，动不动就将某人定性为反革命、叛徒、黑帮分子或是修正主义分子。（此问题实质上与前一个问题紧密相连。）
六、在处理李广文（曾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一部主任及校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的问题上，康生表现出明显的反复无常。
七、党校所设“五七”干校的办学导向，与毛主席关于创办“五七”干校的宗旨相悖。
八、党校“五七”干校的办学方针存在缺陷。（实际上，这一问题与第七个问题实质相同。）
九、康曹庇护造反头目。
十、在康生掌管党校期间，他的亲信与党羽大肆宣扬，为“四人帮”篡改党纪、夺取党权制造舆论声势。
康生虽然于1975年12月16日因病撒手人寰，但在死后的悼词上，他却被封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光荣的反修战士”。当时这“两顶桂冠”还在，并且曹轶欧还活着，又在党的十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王富长的发言石破天惊，无异于在第一教室投下了一枚磅炸弹。对于王富长的揭发，胡耀邦是比较慎重的。他在会上说，一个党员对现在的领导，对过去的领导有意见，可以不可以提呢？我看有意见是可以提的。这是符合我们党的组织原则的……但是提意见必须遵守以下几条：首先，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提出意见的目的在于澄清是非，需提供事实依据，论述道理，避免散布不实言论，更不得诽谤他人，要将颠倒的是非重新正本清源。其次，意见只能在党的会议上提出。党章明确规定，党员有权在党的会议上批评任何成员。在党的会议上提出意见是合法的，是党员的权利，不容侵犯和剥夺。未能参加会议的党员怎么办？若有意见，可向党组织反映，或提交书面材料。我建议将此作为会议纪律，不传播小道消息，否则性质就会转变为自由主义。第三，意见只可在会议上发表，或以书面形式提交，不得张贴大字报。第四，提出意见后如何处理？应如实向华主席及几位副主席汇报，由他们决定。
根据现有公开的历史资料，这标志着自“四人帮”被粉碎以来，首次在公共场合对康生的问题进行了揭露。会议结束后，负责“整风会议”材料整理工作的陈文斌和刘立中两位同志，依据王富长的讲话内容，整理了一份详尽的书面报告，并遵照耀邦的指示，将其上报至中央。
王富长敢于公然曝光康生，原因有三。首先，在经历了“整风会议”的揭露与讨论后，他逐渐看透了“文革”的实质，并认定康生是党校问题的主要责任人。尽管揭露康生存在风险，但他相信随着“四人帮”的覆灭，旧有的环境已改变，自己站出来揭露康生不会遭受反革命的指控。其次，王富长曾获评全国青年标兵，对曾任职于团中央的胡耀邦怀有深厚的感情。在发言前的一个月，他看到康生的亲信武某（康生的党羽）仍与华主席同坐主席台，便勇敢地向华主席写信揭发武某与江青的密切关系。随后，中央党校副校长李一非和副教育长牟泽衔向他表示：“耀邦同志很关心你！”这让王富长意识到，是自己的信引起了耀邦同志的注意。最后，王富长并非理论工作者，对康生问题没有太多的思想顾虑。他在“整风会议”上的揭露，成为点燃康生问题的导火索，这把火在拨乱反正的潮流中愈发猛烈。
胡耀邦在敏感时刻间接出手支持
1977年12月3日，中央党校哲学研究室教员李公天拜访了副主任韩树英，向其转达了从友人处获悉的曹轶欧不幸离世的消息，并提出张贴小字报以揭露康生的不当行为。
韩树英表示：“此事非同小可，必须予以揭露。我们应当先向耀邦同志请示，同时还要考虑到汪东兴和华国锋的立场。”李公天便联络了胡耀邦的秘书梁金泉，向他透露了意图揭露康生的计划。梁金泉答应将此事上报给耀邦同志。据曾任职于胡耀邦秘书处的陈维仁回忆，耀邦对康生深恶痛绝。陈维仁回忆道，提及康生时，耀邦从不直呼其名，而是以食指在鼻下轻轻一划，称其为“那个人”（康生的上唇总是留有浓密的胡须）。12月3日，星期六，胡耀邦原本打算留在乡下，但听闻梁金泉的汇报后，他立刻改变主意，决定返回城中的住所。他此举的目的，是为了搜集更多的信息。
12月5日星期一，胡耀邦一到办公室就对梁金泉说：“这个李公天，不好好念书，却去打探小道消息，曹轶欧根本就没有死！”刚上班李公天就去找梁金泉打探消息，这时才知道自己得到的消息不准确。他问梁金泉：“那么小字报还可不可以贴呢？”梁金泉说：“你们自己看着办吧！”李公天又找韩树英，韩树英说：“鉴于情况复杂，你再去咨询副教育长冯文彬，了解他的立场。”
12月8日的清晨，8点之前，李公天便莅临冯文彬的寓所，言道：“鉴于中央目前尚未对康生的处境做出任何表态，且有势力正为其辩护，我们为了不使耀邦同志增添不必要的困扰，决定放弃张贴大型标语，转而采用小型标语的形式。而且，我们不会再将标语置于户外，而是选择将它们粘贴在16楼室内的走廊墙上。”
16楼是教务处所在的地方，学员常来常往，能看到小字报，这就能把康生问题端到全国去。“这样做是否妥当？”他表示需咨询耀邦同志的意见。午后，李公天再次至冯文彬家中，得知耀邦同志表示，对张贴康生小字报一事，既不鼓励亦不禁止。李公天闻言欣喜，认为这是对广大干部和民众的充分支持，并决定付诸实施。若中央追究责任，则由他们自行承担。李公天随后联系了哲学教研室的韩树英、吴秉元等五位同事，当日午间便完成了小字报的撰写。吴秉元选择独立署名，而韩树英、李公天、卢俊忠、吴义生、毛卫平则联名。当日傍晚，两份小字报被张贴在了16楼走廊，哲学教研室亦设于此。
小字报指出：所谓“康生路线”，实质上与林彪、“四人帮”的路线是同一路线。
夜幕低垂之际，有人向胡耀邦汇报，称16楼有人张贴了揭露康生的小字报。胡耀邦闻言，顿时精神振奋，迅速披上大衣，转身对梁金泉说道：“走，我们去看看！”梁金泉试图劝阻：“耀邦同志，您对此事似乎并不知情啊！”胡耀邦听后，先是一愣，随即会心一笑，回应道：“没错，我确实不知情！”
12月9日，16楼前观看小字报的人群络绎不绝，其中包括党校教师和学员，甚至许多高级班学员也加入其中。多数人在浏览完毕后，表情沉默。直至深夜，仍有手持手电筒的观众前来。当天，即便秘书劝阻，胡耀邦仍坚持前往观看。观影结束后，他对秘书表示：“你明白我的想法了吗？我们参观小字报，实际上是在表达一种态度。对于贴出针对‘那个人’的小字报，我既不鼓励也不反对。我们的目标是纠正‘四人帮’所颠倒的所有是非。无论对谁有意见，你们都可以提出，不必通过大字报，可以撰写材料。小字报可以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张贴，让校内外的同志都能看到。”
消息传开，中央党校内关于揭发康生的匿名小字报迅速传遍校园。数日来，观者络绎不绝，小字报的数目也是日益增多，以至于墙上的空间不足以容纳，众人便在走廊中拉起铁丝，将小字报悬挂其上。一楼的铁丝挂满后，便顺着楼梯向上延伸至二楼，场面蔚为壮观。
随着学员们纷至沓来，这一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国各地。在此有必要补充一点，李公天曾任职于团中央机关，是胡耀邦与冯文彬的前辈部属。他深知当时揭露批判康生问题最大的难点在于胡耀邦之上尚有华国锋与汪东兴，而另一个令人担忧的因素则是汪东兴曾在社会部供职，且是康生的旧部。正因如此，出于稳妥考虑，他与韩树英才决定采取上述行动。
若说中央党校“整风会议”上的揭露，是点燃康生问题之火的“第一缕火星”，那么，中央党校公开发表的针对康生问题的小字报，无疑是对其发起了“第一轮炮火”。这场批判，不仅引发了中央党校对康生问题的揭批运动，而且迅速蔓延至全党乃至全国，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露康生问题及此后中央对重大问题的正确决策，在思想和舆论上奠定了坚实基础。
历史审判：公布康生罪行
在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夕，胡耀邦作出指示，要求依据中央党校提供的揭发材料、造反派头目的笔记，以及中央组织部和中央联络部所供应的资料，梳理出康生所公开诬陷和迫害的个人名单。该名单详尽地记录了被康生指名道姓陷害者的姓名、职务、被点名的具体时间和场合，以及所指控的罪名，并铅印成册，呈报中央。这份材料揭示了在“文革”期间，康生所公开诬陷的共有603人。其中，包括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家主席、副主席共33人；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58人，三届人大和四届政协常委93人；中央和国家机关部长、副部长91人；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副书记，省长、副省长51人；人民解放军大军区一级干部11人。总计达337人。剩余的266人，其中大多数亦为老干部及社会知名人士。
在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3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云在东北组的讨论发言中，对康生同志的问题提出了质疑。正如于光远所记录，陈云指出：“在‘文革’初期，康生同志担任中央文革的顾问。当时，他随意指名道姓，导致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陷入瘫痪，对此康生同志应承担重大责任。康生同志的错误性质严重，中央应在适当的场合对康生同志的错误进行必要的批评。”
陈漫远，解放军后勤学院院长，在讲话中详细阐述了七点观点。他指出，针对所听闻关于康生的一些疑虑，他期待中央能够进行彻底的调查与澄清。
一、康生知道张春桥、江青是叛徒，为什么在临死时才要把张、江的叛徒问题报告给毛主席（以“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一章含之的信为证）。
二、在苏联期间，康生曾纠集少数人，对毛主席担任党中央书记的职务表示反对，转而支持王明出任书记。王明所著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正是王明与康生共同策划的产物。传闻中，该书的书名亦由康生所提议。
三、在延安时期，康生曾推行抢救运动，导致诸多错误。毛主席随后提出的九条纠偏指示，旨在纠正由康生所引发的一系列错误。
四、康生力荐江青与毛主席结为连理。当时，有人对江青的历史存疑，但康生却毫不犹豫地担保，江青的历史清白无瑕。
五、在康生任职上海期间，他曾遭受国民党特务长达两个小时的审讯，随后便被诬陷为国民党特务，从事了一系列不良行径。丁肇中的祖父曾妥善保管相关资料，据悉，丁肇中已将这些材料上交至中央。
六、在全国解放之后，康生派遣了中央党校的两名人员，分赴全国各地，寻觅两位托派分子。不久，他们得知，这两人早在延安时期，便遵照康生的命令被枪决。得知此讯，康生心中释然。
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全面掌控了中央宣传和组织的核心权力，同时他还主导了一、二、三办公室的工作，并对众多人士实施了管控。
陈漫远在最后总结道：“关于康生的真实身份，我们最好在党内进行一次彻底的澄清。”吕正操在华东组的发言中言辞犀利：“常言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然而在我看来，康生却是‘其人将死，其计更毒’。”程子华、金如柏、马文瑞、萧克、韩光等人也从各自的角度对康生的问题进行了揭露。
谈到康生问题，胡耀邦说，康生在“文革”中做了大量坏事，民愤极大，他不但给许许多多人戴上叛徒、死不悔改走资派的帽子，甚至把朱委员长、叶副主席都放到“有严重问题，未定性”的人里面，还指使天津南开大学搞所谓“南方叛徒集团”，反周总理。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正式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随后，中纪委设立了专门负责审理林彪、“四人帮”案件的工作小组，由此拉开了对林彪、“四人帮”及其相关人物康生等人审查工作的序幕。
198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通知》。紧随其后，于9月2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十六次会议作出决议，决定设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专责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提起公诉。在起诉书名单中，已故五年的康生位列林彪、江青之后，排在第三位。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根据确凿证据，查明康生在“文革”期间所犯下的严重罪行，指出康生“政治品质表现恶劣，在‘文革’期间，直接参与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犯下严重罪行”。中共中央郑重决定：向全党公布康生的罪行，撤销原悼词，开除其党籍。与此同时，康生被列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16名主犯之一，接受历史的审判。康生的骨灰也从八宝山革命公墓迁出。这时的曹轶欧也一下子从政治的巅峰跌落到谷底，从此过起了隐居生活，直到1989年去世。
康生，这位阴谋家的身影，终究被永远地刻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中央党校的教授沈宝祥指出，在“文革”时期，曹轶欧曾下令将党校办公楼后方的十棵白皮松移植至颐和园东侧党校的南院。随着“四人帮”的覆灭，这些松树又被迁回原处。时至今日，这十棵松树依旧枝繁叶茂，傲然矗立，它们仿佛在守护着党校“实事求是”的校训。时间，这位真理的使者，终将纠正那些被颠倒的是非，让一切回归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