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有个名叫牟宜之的人，在齐齐哈尔的劳改营里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恢复自己的名誉。
邓小平看完信后，直接批了句“务必给予照顾”。这事看似简单，但背后却有着一段波折起伏的故事。
牟宜之，1909年3月12日生在山东日照奎山乡牟家小庄。这个地方听起来有点偏僻，但他们的家可是书香门第。祖上据说是一些明末东林党的后代，家里几代人读书种地，日子虽然清贫，但充满了文化气息。
他的父亲是一名乡村学校的老师，从小就教他读《四书》《五经》，还经常给他讲国家的大小事情。牟宜之从小就非常聪明，思维敏捷，特别热爱自己的国家。
他有个姨夫叫丁惟汾，是国民党的大佬，也是辛亥革命的老前辈。这人对他影响特别大，经常跟他聊民族复兴的事儿，弄得牟宜之小小年纪就满脑子救国救民的想法。
1925年，他16岁，在济南的一所学校读书，那时五四运动的影响还在。他无法忍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于是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学生们上街游行，散发传单，搞得轰轰烈烈。
1932年，23岁的牟宜之已经成为一位充满激情的青年。他在家乡日照组织了一场反抗活动，目的是打倒当地的反动统治。
为了凑钱买枪，他把家里所有的三十亩地都卖了，真是下了血本。可惜起义失败了，他只能逃跑，先去了上海躲一躲。
赴日求学与情感取舍
暴动失败后，牟宜之并没有放弃。他想出去学点真本领，于是在1932年去了日本留学。他先是在秋田的采矿学校学习，后来转到了东京的中央大学。
在日本的时候，他还陷入了一段情感困扰。但那时中日之间的气氛已经非常紧张，战争似乎随时都会爆发。牟宜之明白，这段感情不可能再继续下去。
他不想让个人的事情影响到抗日的大事，最终狠下心和枝子断了联系。1935年，他学成归来，毫不犹豫地投身到了革命中。
回到祖国，投身到抗日的战斗中。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打响，他认为光写文章不够有力，于是辞去了工作，前往鲁西地区参与实际抗敌行动。他先去了武汉，找到了八路军的办事处，希望能去延安。
组织上认为他有国民党的背景，但又能干成事，就让他去了乐陵当县长。表面上他是国民政府的官员，实际上是在为共产党工作。
在乐陵，他行事非常果断。有一个日本商人从事贩毒活动，严重危害了当地民众。他毫不犹豫，立即下令执行死刑，这让那个日本人感到十分震惊。
1938年，八路军115师343旅的政治委员萧华带领队伍来到乐陵，与牟宜之一见投缘。他把自己积攒的钱全部拿出来，为部队购买粮食和衣物，后来在萧华的推荐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现在他终于直接参与了抗日斗争。然而，他强硬的做事风格也带来了麻烦，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对他很不满，想要把他抓起来。
乐陵的乡亲们对这件事很不满，有好几千人围住了沈鸿烈的车表示抗议，最后大家坚持让他离开了。这件事在当地传得沸沸扬扬。
抗日战争中的多面英雄形象
1939年，牟宜之被调到重庆，成了周恩来手下的统战工作人员。他在国民党高层中穿梭，把情报传递给共产党，既谨慎又大胆。
那年秋天，他和邓颖超一同前往延安，向毛泽东汇报了山东和重庆的最新情况。他讲述得十分清楚，毛主席听后频频点头，显然对他赞赏有加。
之后，他被派到冀鲁边区当鲁北行政委员会主任，开辟抗日根据地。1940年，他又当了八路军115师挺进纵队的秘书长，跟着部队在鲁西打游击。
1941年，他在山东沂蒙地区担任行政专员，带领一支小部队与日军正面交锋。有一次，他们被日军围困在山谷中，他冷静应对，甚至用日语嘲讽敌人，鼓舞士气，最终成功突围。
抗战胜利之后，牟宜之没有闲下来，而是去了辽东军区担任敌军工作部主任，主要任务是教育那些被俘的国民党军官。他通过说服教育的方式，成功地让不少军官转投解放军。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被派到济南担任建设局局长，工作非常积极。他负责修路、建桥、治理水患，让济南城变得越来越漂亮。
好景不长，到了1957年，由于他过去与国民党有牵连，被错划为“右派”。这一来，他就被送到齐齐哈尔去做劳改，一去就是17年。
他曾是一位局长，如今成了劳改犯，生活变得十分艰难。东北的冬天冷得厉害，他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如从前，手上长满了冻疮，走路都很吃力。但他心中始终没有放弃，一直希望能翻案。
1974年的那封求援信
到了1974年，牟宜之已经66岁，已经在劳改营待了17年。他的身体不行了，但脑子还很清醒。
他回想起抗日战争时期与邓小平并肩作战的日子，觉得这位老战友能帮上忙。于是，他在营地里找了些旧纸片，借了一支旧毛笔，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
信中，他没有诉苦或抱怨劳累，只是诚实地讲述了自己参与革命的历程。从日照起义到乐陵的抗日斗争，再到策反敌军和建设济南，每一件事他都写得明明白白。
他对邓小平表示，自己一生致力于革命事业，从未做过对不起党的事情，如今却被冤枉至此，只希望能讨回公道。写完信后，他托一个即将获释的人帮忙带出监狱，寄往北京。
那时邓小平刚恢复点权力，每天忙得团团转。有一天早上，他在办公室里翻文件，看到这封信。
他没多想，拿起笔在信上写了一句“务必照顾在革命中有功的牟宜之”，随后立刻吩咐人去处理。
邓小平的批示起了大作用。1975年，牟宜之拿到了国务院和建设委员会的推荐信，终于能回济南了。
他乘火车抵达济南站，望着眼前的都市，心中涌起复杂情感。昔日亲手铺设的道路依旧在，只是自己已年迈，难以再健步如飞。
回到济南后，他原本打算平静地度过晚年，但身体状况却非常糟糕。那段长达17年的劳改生活几乎耗尽了他的体力，现在走路都得靠拐杖，腿脚不太灵便了。
不久之后，由于长期劳累加上心里难受，他患上了脑血栓。1975年4月29日，他在济南离世，享年66岁。他走得很平静，没能见证自己名誉恢复的那一天。
1979年，中央组织部为牟宜之恢复了名誉，正式承认他为革命做出了贡献。虽然这个消息来得有些迟，但总算给了他的家人一些安慰，也让人们重新记起了他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