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1月初，清朝皇室被国民党军队赶出故宫。早在这之前，北洋政府和清朝皇族关系一直挺紧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冯玉祥把溥仪赶出皇宫时，段祺瑞和张作霖都表达了强烈的不赞成。那些老一辈的人也希望民国元年的《清室优待条件》能由段、张他们手中重新落实到位。不过，这个希望就像泡影一样破灭了：直至北京政府倒台，溥仪一直没能重新走进紫禁城。
1924年11月下旬，段祺瑞掌控北京政府后，为何没能让旧时的优待条件重新落实呢？再者，到了1926年4月，国民军从北京撤走，虽说奉军和直鲁联军对清室抱有好感进京，但溥仪也未能成功返宫，究竟是啥原因？本文试图梳理史实，找出答案：一方面，国民军对北京的实际控制给恢复《清室优待条件》带来了政治上的阻碍；另一方面，在国民军、段祺瑞、张作霖以及清室等多方势力的交织影响下，公众对清室的敌意逐渐升高，形成了回归皇宫在舆论上的阻力——大家更加倾向于解读为破坏共和制度、企图复辟。这些变化都体现出北洋政局的变迁，试图让清室在1924年前恢复的努力，最终像泡影一样破灭了。作者目前还没有找到与本文主题直接相关的相关著作[1]。
关于溥仪离开皇宫之前的那段日子，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清朝皇室的境况大致可以说是不太乐观，先是国运衰败，后来又遭遇了各种变故，皇室成员的生活也变得艰难起来。
（一）清朝皇室跟北洋派的关系谈不上太融洽，双方之间的互动其实挺复杂的。
规矩北京政府和清室之间关系的法律依据，是民国元年的《清室优待条件》。这条条例在1912年2月由临时参议院审议通过，还由民国政府发布，其中包括三块内容：(甲)关于大清皇帝辞职后该享的优待待遇；(乙)关于清皇族的待遇规定；(丙)关于满族、蒙古、回族、藏族各属的待遇情况[2]。狭义上的“清室优待条件”指的就是其中的甲项。1915年，民国政府又推出了《优待条件善后办法》[3]，这意味着对原有条件做了实质性的调整，比如得限制清室使用旧历和旧年号之类的。那年，袁世凯还说：“所有有关优待的条例，不管什么时候，都绝不允许变更，日后要写进宪法去。”[4]虽然表面上有这些法律法规，但实际上，无论是清室，还是民国政府，都没怎么严格遵守。比方说，小朝廷一直没搬出紫禁城。除了袁世凯为了谋划称帝曾提出搬迁的建议，其他几届政府都没催促过[5]。吴瀛就指出，清室之所以能长期在紫禁城里，原因之一是“之前的政府和清室有一定关系，所以迟迟没有决断”。[6]民国政府也没按约支付优待费。《国闻周报》还坦言：“优待的年费四百万元，常因为财政困难而拖欠。”[7]正如后来在清室善后委员会工作的那志良说的：“签订了这些条件之后，不管是清室还是民国政府，大家都把它当作一回事。”[8]
和违背《清室优待条件》和《优待条件善后办法》的现象同时存在的，是民国政府和清室关系的密切程度，超出了法律条文的约束。考虑到北洋政府的领导人过去与清室的关系，以及他们的文化背景，也就不难理解传统思想和社交圈子对他们的影响。而且也要注意到，他们作为共和政体下的既得利益者，支持共和制度为他们掌握权力提供了合法依据，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假装对清室忠心。[9]
《清室优待条件》
得说啊，冯玉祥和吴佩孚对清室的态度跟段祺瑞、张作霖那帮主要人物可不一样。咱先讲讲冯玉祥吧。到1924年之前呢，他还跟清室打过交道。1922年溥仪大婚那年，冯送了个如意过去。而且他还“多次拜见我醇亲王，态度恭敬谦逊，内务府还奏报赏赐紫禁城内骑马，谦虚地请求代谢”。不过啊，和这些好话相对的，是民间尤其关注他反对清室的表现。比如1917年张勋复辟那会儿，冯在通电里提出了四点要求，像是取消清室优待、赶溥仪出宫、停止发放优待金之类的。他在日记里也经常流露出这种观点。至于吴佩孚，他和冯玉祥对清室的态度差不多。1922年的6月，他建议黎元洪废除清室的优待政策。1923年，清室试图拉拢吴佩孚，但他态度模棱两可。虽然冯玉祥和吴佩孚对清室的立场和徐世昌等北洋派老一辈不太一样，但在1924年前，他们都还不是北京政府的真正主导力量。冯玉祥只算是直系的一支边缘势力；吴佩孚虽然领导直系，但在不少事情上也受到曹锟的牵制，对北京政府的影响力有限。局势变了之后，北洋派的核心权力之外，那些有点实力的政治人物才开始浮出水面，之前北京政府还得靠那些元老们与清室维持关系。
说到清室和舆论的关系，这可是一块挺敏感又复杂的地方。清朝末年，民众对皇室的看法可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而是经过了多年的观察和各种消息的传递。有时候，媒体和报纸上会扬花圈点，宣传皇室的好形象，塑造出一种尊贵、神圣的氛围，但也有不少声音在暗中批评皇室的腐败和不作为。一些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利用这些舆论，把皇室的形象抹黑，然后争取民心，为推翻清朝铺路。再说，清室的太上皇、端妃、溥仪啊，这些名号在民间的传言也不少。有的说皇帝窝里横、昏庸无能，有的则觉得他们毕竟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传统文化的代表。各种声音交织，形成了一股复杂的舆论场。一些革命者借助报纸、演讲，激发民众对清室的不满和反抗，而官方或保皇派则试图用宣传扭转局势，想留住民心。不过，这两者的关系总是不断变动，既有支持，也有反对，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动荡和多元的思想观念。
在咱们讨论当时对共和制、帝制的看法之前，得先搞明白“舆论”到底涵盖了哪些范围。不过，知识分子和大众的观点可不是一回事儿，可能差别挺大。新派知识分子和传统士人之间的主张也不尽相同，差距挺明显。从人数上说，作为“国民”的群体当然比知识分子多得多，但说到影响力嘛，在一个尊崇士人的社会里，知识分子的作用要强一些。而且，趁着那个提倡新思想、批判旧传统的年代，新派的知识分子相较于老派士人，更容易在舆论场上发挥影响。
大部分民众都被认为挺支持帝制。庄士敦认为：“如果能搞出一个真正代表人民的会议，或者说，这样的会议能通过自由投票来决定哪个更好，君主制还是共和制，那么，即使选择君主制会被看作是在帮忙恢复那刚被推翻不久的王朝，倾向君主的人也会占大多数。”《京报副刊》也发表过一篇文章，内容提到：“中华民国建立了十四年，还闹了六七年新文化运动。然而，我们大多数人的脑子里，还是一个模样，老态龙钟。除了旧派要拜皇帝、老百姓希望出‘真命天子’的外，我们宽容些看，所谓比较有学问、有见识、思想开通的人，和自命为知识阶层的青年们，我们都不能原谅。”作者虽然是为了呼吁知识分子反对皇帝，但不得不承认，“国人”和“老百姓”都还认同着帝制的倾向。
在知识阶级中，也有人对清室抱有同情之心。其中有一类人是对共和持反感态度，愿意推动恢复帝制。冯玉祥曾说：“研究一下国民的心理，还是有不少人偏向保守，常借人民不懂共和为借口，主张改换国体。”既然有人提出这样的主张，当然主要是知识分子所为。郑孝胥、康有为等古时清朝遗老就属于这类人。此外，还有一批人，虽说他们认为实际上不可能恢复帝制，但对清室仍然抱有同情。1920年9月，严复对郑孝胥讲：“我从头到尾都觉得中国不适合实行共和，但也担心从今以后，始终没有不共和的可能。”另一例是胡适。在1922年6月7日写给庄士敦的信里，他提到，因为亲眼见到溥仪，非常激动又感动。
在知识阶级里，持反对清室的人还算不少，他们希望取消或调整一些对清室的特殊待遇，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削弱清室的特权或者彻底抹掉。周鲠生提到：“让清帝退出皇宫，废除溥仪的皇帝称号，另外取消一些优待措施，这大概是长期以来社会各界，尤其是先进人士的普遍共识。要废除清室的特殊待遇，迟早都得实行。”《京报副刊》的一名作者也认为，驱逐溥仪出宫，实际上是长久以来公众反对的结果——“冯玉祥此举其实是反对运动的一个体现，‘这股风从何而起，渐渐加浓，也不是一朝一夕能说明的事’。”
在1924年北京政变之前，因为对清室那些优待条件不满，想要废除这些待遇的尝试还算不少。1922年，黎元洪当大总统时，章太炎还建议他“捕治溥仪，完成复辟”的事情，可惜“仁柔胆小，不能如此”。同年7月，众议院的议员李庆芳曾提出议案，建议撤销清帝的尊号和优待费，但没有被采纳。到了同年12月，溥仪大婚时，政府高官与清室的关系曝光，引发了舆论关注。关于此事，国会方面因此产生激烈反应，邓元彭提出建议，要取消清室的优待，还要禁止一切帝制仪仗，以防乱象扩大，巩固国家基础。同年初，因溥仪涉及鼓励复辟的言论，李燮阳等众议员要求废除对清室的优待。溥仪在回忆录中也坦陈，这个提案让他“头疼”。到了4月，张英麟被授予太子太保衔，他在演讲中强调“皇恩浩荡”，这引起了议员的不满，大家再次提出要取消优待。可遗憾的是，这些努力都没能实现。表面原因多种多样，比如大总统缺乏决断，或者议会没有达到法定议决人数，但真正的关键在于，立法机关的权力被架空，再加上北洋派对废除清室优待持消极态度，都是重要因素。
关于“修改清室优待条件”这份文件，实际上是在那个特殊时期出于各方压力和局势需要而提出的调整方案。文件内容主要旨在缩减对清室的各项待遇，让其逐步融入新政权的管理体系中。里面详细列出了削减宫廷财政支出、限制清室成员的特权、取消一些奢侈的礼仪仪式，以及逐步降低对皇室成员的补贴和福利。整体来看，意在通过这些措施促使清室成员逐渐适应现代国家的规范，减少帝制残余的影响，为国家的稳定和法治打下基础。虽然方案具体细节多次讨论，最终推进难度很大，但这也是当时政治变革中不可回避的一环。
总的来说，到了1924年前，虽然大部分人民还对清室抱有同情心，但在知识分子那边，这份好感明显不如大众。毕竟，专家学者对公众舆论的引导作用更大一些。他们觉得，要是不彻底取消清室的优待条件，起码也得做些修改，把清室的特权大幅度缩减。这种呼声反映出了主流人群的意愿，政治人物和社会名流也多次尝试限制清室的权力，但都一再失利。在那之前，这些人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还很边缘，根本无法左右中央的政策走向。他们并不是北京那些掌握实权的北洋派势力最愿意拉拢或考虑的对象，除非北京政府在处理清室关系上发生实质性的转变，否则这些人的声音只能一直徘徊在一旁。
二、北京政变与溥仪离宫
（一）调整优惠政策
驱赶溥仪离开宫廷
1924年10月23日，第二次直奉战争拉开帷幕一个多月后，冯玉祥的部队突然出现京城，发动政变。11月2日，曹锟被迫辞职，改由黄郛代理总理，组成新的政府。11月3日，冯玉祥提出：“今天请国会决议各项事务，首先是将宣统赶出宫外，取消每年四百万两的优待费，用二百万分给旗人生活，还用另一二百万办学和兴工厂，图谋自强……”[28]考虑到清室的动向，驱逐溥仪的议案在次日晚迅速在摄阁通过[29]。11月5日，在鹿钟麟的军队胁迫下，溥仪于下午一点左右离开故宫，前往醇王府居住[30]。
国民军行动的速度让不少人都觉得有点出乎意料。“会议还没开始，百事待定的时候，竟然先动手把清帝溥仪从宫里搬出去，改动优待条件，听说的人都忍不住猜测和诧异。”[31]不仅是社会上的普通百姓，就连那些提早对冯玉祥的动作警觉的老前辈，也都被事变发生得这么突然吓了一跳。罗振玉11月5日一大早坐车赶赴天津，到了傍晚才到家，正准备吃饭时，突然听说北京出了变故，“听到这个消息，差点魂飞魄散”。而在离京之前，罗振玉还拜访了日本兵营的军官竹本多吉，竹本还觉得“一两天之内，可能不会变”。[32]正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事变，郑孝胥、陈宝琛等人的逃跑计划都泡汤了[33]。这也让段祺瑞、张作霖可能会阻挠的局面变得无可奈何。金梁无奈地写道：“夜里罗雪堂从天津回来，告诉我段已经打电话过来了，这事大概是在去天津找段的途中出了差错，突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来电时已经来不及阻止了。”[34]
同样是11月5日，冯玉祥当面跟徐谦等人说得挺得意：“我今天干了一件挺痛快的事情，把宣统赶出宫去啦。”[35]实际上，冯玉祥一直对清朝的现状挺不满意。他曾经提到辛亥年滦州起义失败之后的心情：“我暗中立誓，要是有一日能乘风破浪，必定继续为死难同志的遗志努力，推翻那个万恶的清政府，也要打消那些卖友图荣的第三镇军阀。十多年来，我每天都没敢忘记这份誓言，也没敢放弃为死难朋友们坚持的目标。”[36]在反清的思想和革命观念的影响下，他当然会认同反对优待清室的舆论。他曾说：“在中华民国的土地上，甚至在首都里，竟然还存在着一个废清皇帝的小朝廷，这不仅是中华民国的耻辱……更是中外野心家时刻盯着的祸根。民六讨伐复辟的时候，我当时就极力主张要铲除这个怪现象，消除这个祸根，可惜当时没能办成。这次进京，我打算全力以赴落实这个目标。”[37]虽然如今没有取消优待条件，但留给溥仪和清室的政治权限已经所剩无几，冯玉祥的这个政治意图算是终于实现了。
溥仪呆在紫禁城里。
不过，这并不能让人把冯玉祥当作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他把赶走溥仪出宫，表面上看是为了防止复辟，维护共和，实际上的目的可能还包括别的。那时候的社会风气倒戈是被看成背信弃义、不道德的事；从过去北洋的规矩来看，取消对困境中的清室的特殊照顾，也不足以让人觉得有充分的合法性。但是，如果倒戈是为了打击贿选，废除清室是为了反对帝制，那这个行为就能披上道义的外衣，变得合理一些。很多新派知识分子都支持这个理由，也无形中为北京政变找到了合法性依据。冯玉祥曾几次有意宣传，自己驱赶溥仪算是功绩之一[38]。跟冯玉祥的看法差不多，张继觉得这次北京政变不同于一般的军阀争斗：“如今国民军起义，长城光复，首都已完成辛亥未尽的任务，不能和军阀之间的内斗相提并论。”[39]潘公展也说：“冯玉祥进京，最值得全国人民称道的就是这件事。”[40]
在北洋时期，冯玉祥是一个颇具影响力的人物，既有军事才干，也带着一份复杂的政治思想。这个时候，他活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参与了多次重要的军事行动和政变，既有坚决反对帝制的立场，也有对国家未来的深刻思考。在军中崭露头角后，冯玉祥逐渐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他的言行常常牵动着全国的局势。面对北洋政府的纷争与帝国余孽的残存，他既展现出果断的一面，也不失理性的策略眼光，成为当时一位复杂且有影响力的军事政治人物。
在国民军的帮助下，政府很快成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它的委员长和委员不用任命，而是通过聘请的方式产生，还邀请了不少学者和专家，旨在让学术界公开讨论相关问题。11月13日，摄阁公布了《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组织条例》，之后负责点查、整理清宫藏品的工作就由这个机构承担。这个委员会就像一座桥，一端连接着摄政内阁和国民军，另一端则通向社会舆论。其中，李石曾、吴稚晖、陈垣等人在知识界都算有点份量。设立这个机构，实际上也把溥仪被逐出皇宫带来的利益让学界知道，有助于赢得新派思想家的支持。要想恢复对溥仪的优待，必须要废掉善后委员会，但这动作势必会遇到多数委员以及支持该机构的社会舆论的压力。
总的看，这次冯玉祥决定把溥仪赶出皇宫，既有革命理想的推动，也夹杂着一些实际利益的考虑；随着溥仪的离去以及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成立，反对《清室优待条件》的声音逐渐从幕后走到台前，这一系列事变一时间堵住了从醇王府到故宫的通路。
段祺瑞和张作霖的立场，两人都表现得比较谨慎，但心里其实各有盘算。段祺瑞虽然表面上保持中立，但背后暗示对局势发展持保留态度，怕惹麻烦，毕竟局势变动太快，他也不愿卷入太深。而张作霖则更显得谨慎一些，他既不想激化矛盾，又不愿显得太软弱，两人都在试探对方的底线，时刻留意着下一步的动作。
不过，对于那些老派势力来说，局势还没有到最坏的程度——段祺瑞和张作霖进京，基本上已经是迟早的事。凭借他们的力量，要想恢复昔日的优待条件，又让溥仪重新入宫，其实并不算难事。
11月5日中午，北京的遗老们通过无线电向天津的段祺瑞和张作霖求援，列出郑孝胥（苏戡）和陈师傅为求援人选。[44]段祺瑞很快回应，表示“已于三时电致冯、胡、孙，沮其暴举。”[45]这时，紫禁城的交涉已经结束，溥仪也已经进入醇王府。于是，“郑、陈又以第二电报告，段有长电见复。”[46]不仅仅汉族遗臣在努力，满族的王公们也试图开点局面。11月11日，他们决定“以载沣、载涛、载泽及全体满洲王公的名义致函张作霖，请求营救溥仪”。当晚，管家张文治便带信离京，奔赴奉天。[47]此外，天津和上海的遗老们也积极向北洋势力求援，展开行动。[48]
11月5日下午，段祺瑞收到了郑孝胥和陈宝琛联名发来的电报，当时冯玉祥的代表刘之龙也在场。段祺瑞当场愤然拍案，打破茶盅，气愤地说：“我手里订好了优待条件，各国使馆也有档案，怎么能被一手撕毁呢？要我进京，京城都闹成这样，凭啥啊？”在当天发给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的电报中，段祺瑞明确表态反对逼宫行为。同时，他还给清室发了电，保证“皇室事余会尽全力维护，财产也会得到保全。”6日，段祺瑞与阎锡山的代表潘连茹等人会面。据潘连茹描述：“合肥对于冯颇不满意，一时不打算进京，留守九门。冯的代表曾问：焕章此举是不是革命或者政变？冯代表没能答出来。”此后到12日，段祺瑞总共发了四封电报试图说服冯军，结果都没成功。至于张作霖，他与段祺瑞想法相同，表示会联合提出此事，问冯玉祥的真实意图，再决定下一步措施。庄士敦记得，有个英国人亲眼见到张作霖在接到消息后大发雷霆的模样。不过，跟段祺瑞不一样，张作霖虽然没有冷落遗老，但也没答应什么承诺。他在回复陈夔龙等人的电报时，提出了自己的策略：“都门近期的动作，事先毫无预警。对那些冒犯垂涎殷殷的拳头，我也觉得无话可说。待不久全国聚集讨论政事时，我相信能主持公道。”所谓“全国聚集讨论政事的时机”，其实就是指正在筹备中的善后会议。张作霖希望借着这个貌似民主的会议，达到恢复清室本来的目的。
在谈到段祺瑞能不能顺利进京的问题时，中共党员赵世炎忧心忡忡地预言：“他（段祺瑞）一旦到京，肯定会大力反对黄阁的作为——首先在外面宣示遵守条约，接着在国内优先恢复清室的优待条件，搞到最后，就会一点点地揭示北洋正统派迪克推多的真实面目。”关于恢复优待条件的问题，跟赵世炎的判断差不多的，还有溥仪的太傅朱益藩，他对时局也抱着一种乐观的观望态度，觉得“再看看”比较好。人们有些担心，有些又期待着段祺瑞和张作霖能够把清室重新迎回皇宫。
（三）民众的看法和反应
溥仪被逐出皇宫一事在社会上引发了巨大反响。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一些支持者觉得手法太过激烈，太过突兀，另一些人则觉得行动虽然温和，但做事不够果断，议论的人很多，意见不一，难以统一。从《申报》的总结来看，公众的态度差别挺大：“普通市民只把这算是一条奇闻趣事，互相传来传去。在知识分子阶层，有人觉得这个事挺痛快，觉得理所应当，也有人觉得如此匆忙、激烈，有些不妥，但绝不会有人反对。至于一些不懂事的外国人和与清室有关系的所谓遗老，免不了会有各种猜测、捏造，这也是可以想象的事情。”
作为那些与清室关系密切的所谓遗老之一，陈夔龙痛心疾首地说：“噩耗传来，无中外，无男女，无少长，皆斥其荒谬绝伦。”他的描述也许有些过头，可不能因此小看反对者的人数。在统计反对的人数时，还得考虑到那些没有接受过教育、不会用文字表达思想的庞大群体。前面提到，清廷还能在这些群众中找到不少支持者。以当时的北京市民为例——他们被认为倾向谴责国民军，并对清室存有同情之心。爱清室的《顺天时报》报道：“市民们都很惊异，谣言很快传开，大家都认为冯氏此举不仅背弃了民国优待清室的信约，而且还夺取了玉玺，实在荒唐。”支持驱逐清室的《晨报》也说，“改善清皇室待遇”让北京人觉得惊讶又愤怒，但自己认为这是“很果断的决定”。不过，这群人的声音并没有成为社会舆论的主导。
在一些更容易引导舆论的知识分子中，有一批人其实不算是帝制的支持者，他们认为修改优待条件的出发点不错，但反对用武力强制实施。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胡适。11月5日获悉清帝被逐的消息后，他立刻写信给王正廷：“我是不赞成清室继续存续帝号的。不过，清室得到优待，属于一种国际上的信用和条约关系。条约可以改变，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软怕硬，趁人之危，用武力强行夺取，这真是民国史上的耻辱。”胡的同行顾颉刚也持类似看法。他在日记里写下自己矛盾的心情：“这事手段太狠，心里很难忍。”不过，他也明白“事情非如此不可”[65]。
虽说有人对逼宫的方式表示反对，但从当日报里刊载的报道来看，支持国民军这个行动的理由和做法的，还是占了大多数的。
为何要改变十多年的现状，调整优待政策，把溥仪赶出皇宫？当局可以给出很多理由。一种比较温和的说法是这样做对溥仪的个人发展有好处，也有助于清室的延续。比如11月5日晚，李石曾对记者说：“这次修正后的结果，反倒对清室有利，能减少未来的疑虑，让他安然成为民国的一名市民。”李石曾的解释着重强调溥仪的利益，逻辑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摄政阁和国民军的责任。许多知识分子都认可了这一观点。周作人曾表达过他的担忧，他说：“你坐在宫城里，我们不仅怕会留下复辟的种子，也觉得革命还没有彻底完成；就你个人而言，把一个年轻人老是关在城堡里，心里也觉得很不安。”徐旭生也认为，让溥仪离开皇城是尽责的表现，“民国总算把他解放出来了，也算对得起他了。”这些说法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上，那就是溥仪愿意离开宫殿，以平民身份生活在共和政体之下——但如果溥仪不愿意如此，而国民军却强行让他出宫，这还算是符合道德的吗？
支持驱逐溥仪出宫的人们也没忽视这中间的问题。他们的看法是，要是溥仪不愿意享受共和，那么就该反对他。钱玄同尖锐地指出，清室在帝号问题上只能在共和和复辟两条路中选择一条：“既说不复辟，为什么还要保留那高高在上的帝号？既不愿放弃帝号，为什么不去搞复辟呢？你既不想复辟，又支持共和，怎么还偷着用帝号来玩？你们得明白！要保住帝号，就得搞复辟；要支持共和，就得废掉帝号。”按这个逻辑，如果清室反对改变优待，想保持帝号，那就等于想复辟，而这是共和政体所不允许的。李石曾也谈到废除帝号和维护共和的关系：“保持过去皇帝的年号、官衔，仍用宣统的谕旨，官职等等，这跟帝政时代没有什么两样。从共和民国的原则来看，难免令人遗憾；要真正建设民国，也有不少阻碍。这次行动，就是我们希望彻底消除帝制祸根。”既然如此，国民军修改优待条件的举措，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符合道德：要是溥仪支持，那就是符合他的利益；要是反对，哪怕他不是复辟的支持者，也能体现帝制的残余，而国民军的作为，刚好成了维护共和必须的一步。
北京政变中，溥仪被迫离开紫禁城，真是走了一段不平凡的路。
既然考虑到国民军的作为对推翻共和起了关键作用，反对派自然就容易被贴上帝制的标签。吴稚晖就说，除了“那些复辟党散布的一般谣言”，十八省的人们都欢呼雷鸣，真是欢欣鼓舞[71]。像张继、王法勤、丁惟汾等也都说：“除了复辟党人之外，从此没人能借口反对了，大家都对首都发动的革命感到高兴，革命事业也就差不多完成了。”[72] 把反对者描述成帝制分子，其实也是一种宣传手段，能帮忙在声势上压制反对的声音。
因为反对国民军的行动而遭到公众批评的代表人物就是胡适。很多人把他的观点解读成对皇室甚至帝制的支持。邵力子含蓄地指出：“然而今天的人类中——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总难免有点嗜痂成癖的……为溥仪抱不平的那些老一辈和年轻一辈不用说，居然还有自称‘与民更始’的掌权者，有提倡文学革命的学者。”如果说邵力子只是隐晦暗示批评对象的身分，一些激进青年的言论就更直接了。毛壮侯觉得胡适写给王正廷的信说明他“简直就要复辟了”。董秋芳感叹道：“偏袒不伦不类的清室的语调，不是出自乡间遗老的口，而是张扬在‘自古成功在尝试’的先生之口！”胡适自己也承认，自从他把给王正廷的信内容公开之后，“十几天来，只见谩骂和诬蔑之声满天飞，只觉得一片狭隘、难容的空气。”而这些“谩骂”之声，短短十几天内是不可能平息的。江震亚也提醒过：“但提出恢复清室优待，并不能说一定要皇帝。”然而，他的话被淹没在反对溥仪、支持驱逐主义的声浪中。在那个语境下，支持帝制实际上并不是善意的评价。一个讲理的人——无论是学者、政治家，还是军人——在准备表达对清室的同情，或者做出有利于清室还宫的举动时，难免得考虑这股舆论的影响。
还有一些人走得更远。他们觉得国民军的手段不是太激烈，而是太过温和，所以批评他们行动不够彻底。带点共产主义色彩的杂志《共进》发文建议“立刻废除优待条件”，不要只满足于局部的调整[78]。连亲清室的《顺天时报》也刊登一封读者来信，批评说修正优待条件还没体现出平等的原则，“也不是彻底的办法”[79]。不过这个观点当时还算不是主流。
三、溥仪出宫之后的反响
（一）溥仪暂住在日本使馆里
十一月二十二号，段祺瑞来到京城；二十四号，张作霖也进了北京。同一天，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段祺瑞担任临时大总统。一刚到北京，段祺瑞就跟清室善后委员会吵了起来。十一月二十五号，段祺瑞说“准许醇王府的清帝住处，开门不再封锁”。第二天，驻守醇王府的国民军全都撤走了。段祺瑞和张作霖这两人的举动，听的人都觉得，清室的优待条件恢复只是时间的问题。十一月二十六号，《晨报》就说：“段氏这几天大概会把以前的清室待遇恢复过来，还会维持老样子。”十一月二十八号，《申报》从北京传来消息：“听说段祺瑞打算修正对清室的待遇，让条件更公平一些。”十一月二十九号，《晨报》又转发了路透社的报道：“段祺瑞准备不承认新定的清室优待条件，这次的内阁讨论会就会提出来讨论。”各种传闻接连不断，看来，恢复清室原有待遇的命令，已经迫在眉睫。
段祺瑞
在段祺瑞努力推行政权时，国民军对他的动作表现出了抵抗。据《叶遐庵先生年谱》记载，当“段氏执政秩序粗定”的时候，叶恭绰试图给溥仪牵线搭桥，向当局调解，但因为“当局别受他方意旨”，最后的结果“竟有非溥初意所望者”。这里的“他方”，指的就和清室关系不睦、对北京政府具有实质影响力的国民军。吴焘观察到段祺瑞担任临时执政期间，他和国民军的关系：“执政不过一傀儡耳，夫己氏（即冯玉祥——引者注）之所为彼固不敢过问也。”李石曾也提到：“段之时期，国民军仍握北京兵力，关于此事，奉方亦不助段，故无能如何于故宫事也。”关于奉方是不是帮段，留有议论空间，但李石曾说“国民军仍握北京兵力”确实对段祺瑞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这个说法是真的可以信的。
除了受到国民军的限制外，段祺瑞和张作霖还对社会舆论有所顾虑。和庄士敦会谈时，张作霖谨慎地说，他“只能采取一些不惹起共和派猜疑的行动”；他打算让“皇上既能恢复曾经失去的权力，又让这个复辟看起来完全是满族人的支持，没有其他色彩。”这些话体现出，他的谨慎反映了共和派舆论的牵制作用。很快，这些策略开始付诸实施。12月2日，《晨报》报道：“连日满蒙王公都去执政府上书请愿，要求恢复一些优惠待遇。”执政府也顺水推舟，宣布于12月3日继续执行《关于满蒙回藏各属待遇之条件》，这还是民国元年《清室优待条件》的组成部分之一。考虑到舆论的影响，张作霖早已谋划通过外表民主的善后会议，达到恢复优待的目标。他曾说：“关于这件事，将由善后会议决定。”如果清室能耐心等待会议召开，也许还真能迎来天子还宫的一天。但实际上，情况远比理念要复杂得多。就算段祺瑞和张作霖有实力操控整个善后会议，他们是否还能保证清室安全，防止国民军制造新的乱局呢？11月29日，溥仪在陈宝琛、郑孝胥和庄士敦的陪同下，从醇王府秘密逃出，前往东交民巷的使馆区。从这个事件看，清室对段祺瑞和张作霖的掌控能力，似乎并不太让人放心。
1922年，所谓的“末代皇帝”溥仪
得知情况后，段祺瑞和张作霖都曾对清室的动作感到不太满意[^94]。不过，张作霖很快就离开了北京。经过芳泽谦吉的调解，段祺瑞也表达了对清室的理解[^95]。可社会上的舆论似乎比段祺瑞更难以接受谅解。周作人坦言：“我不清楚他出走的原因，但总觉得挺残忍的。”[^96]许斋认为，在溥仪还未摆脱外国势力控制前，不应归还他的私有财产，“因为我们要先确认，想要优待的，是在中国生活的溥仪，不是在国外潜藏的溥仪”[^97]。当然，也有人觉得没必要大惊小怪：“根据最新修订的优待条件，溥仪的皇帝头衔已经取消，居住自由，所以大家也没必要因他出走就多疑或者担心。”[^98]溥仪藏身日使馆只是一场插曲。在这段时间里，遗老们仍在努力争取更好的优待条件，大多数舆论依然担心段祺瑞会恢复清室旧态。这场争执还在继续，不久后演变成了另一场事变。
（二）溥仪藏身天津
溥仪一到东交民巷，关于段祺瑞打算重新恢复优待的传闻就一直没有消停过。12月7日，高君宇写文章提到：“听说执政当局已经暗中决定要恢复优待。”[99]到了12月25日，《申报》也报道说段祺瑞“似乎倾向于恢复优待条件的说法。”[100]
在前往宫中的路上，有个明显的难题就是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存在。之前提过，这个委员会是国民军赶走溥仪出宫后成立的。要是段祺瑞能把它架空或者搞掉，就能在“修正清室优待条件”这事儿上再施加点压力。12月20日，委员们决定实行“点查清宫物件规则”，从23日开始检查清宫的古物。而执政府在12月21日发了个公函，打着“清室善后问题还在琢磨办法，这个委员会不能马上乱查”的理由，要求他们暂停点查。[101]不过，要让这个组织正常操作，并不光看临时的指令，关键还得看国民军的实力。内务部的吴瀛当时就观察出了这个问题。22日，他劝说内务部次长王耒别执行叫停点查的命令，理由也是国民军的态度：“警卫司令鹿钟麟就极端支持的一员，要是他不服从命令，难道警察厅能跟他作对？我们恐怕会陷入难堪，信誉和威信都得考虑。”[102] 鹿钟麟很快也表态了，下午的清室善后委员会会议上，他明确说：“军人虽然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要让我转身背对，事儿就不一样了。”[103] 也就是说，鹿钟麟的军队会在这次纷争中站到委员会一边。在国民军的支持下，委员会回复执政府，表示要继续履职，态度强硬。[104] 12月23日，五名清室代表以要听从执政的命令为由，拒绝出席会议。结果他们的缺席并未影响决策：24日，其他成员决定在代表缺席的情况下依然开始点查工作。[105]
与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斗争虽让段祺瑞一时吃了点瘪，但想要恢复优待条件的路子还没彻底堵死。1925年2月1日，善后会议再次开幕。13日，会议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推选赵尔巽为正议长。赵被认为是前清遗老的代表人物，人们对此颇为担心：“以民国善后会议，自称宣统十六年者为首；其首次露骨之事，又被复辟帝制党裹挟，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为了复辟推翻民国的运动到底算哪门子？是民国善后会议？还是清室善后会议？又或者是清室中兴起的开国会议？”[107]这里提到的“公开为复辟而推翻民国之运动”指的就是遗老们为恢复优待条件而活跃的那些社会行动。李宗侗回忆说：“清室内务府和遗老们，既然段祺瑞无法阻止善后委员会的点查行动，还不死心，趁着民国十四年春天，利用正谊书社出版了一本‘保障皇帝的通电’，内容涉及满蒙协进会、满族共进会、旗族互救急进会、京师总商会，以及其他十五个省份……全副名者共有八十一人。”[108]对那些反对清室的人来说，这些事情似乎带来了一股令人不安的氛围。
国民军对此保持警觉。2月14日，冯玉祥对部下说：“要是提优待清室的条件，我国民军就不参加了，要是坚持，我就宣布攻打北京。”[109]他们在北京的军事力量，以及在清室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成为清室支持者在善后会议上没能取得突破的主要原因。
舆论的反应变得更激烈了哈。虽说遗老旧臣的目标是想把局面拉回到1924年11月5日之前，但在“共和—复辟”两派的逻辑中，他们的行动最近被扯上了复辟阴谋。钱玄同也承认，遗老们的举动让他对清室的感觉变差了：“我看，刚才武装起来的亡清势力，现在又准备卷土重来，你们瞧他们那样勾结外人闹事，心里恨得更深了。”为了一睹杀掉溥仪的声音变得越来越高，有人是这样叫嚣的。吴稚晖觉得如果段祺瑞出于私情帮溥仪，民众会因此变得“认真起来，心中充满仇恨和怒火”，结果可能就是“溥仪先生也会站到尼古拉二世那边去”。国家主义的人物曾琦更是直言不讳：“溥仪不杀，祸根就断不了。”带点共产派色彩的王铁肩也硬叫：“我敢代表30岁以下没留辫子的年轻人说：没人愿意把你（溥仪——他的注解）从根本上除掉。”虽然这些人的政治立场和看法差异挺大，甚至正面对立，但在支持处死溥仪这点上，大家都一致没有异议。在对抗清室的强烈氛围下，2月21日，“反对优待清室大同盟”就出现了。“这个同盟的人，看到清室遗老四出活动，想要恢复优待条件，推动政府让溥仪回宫，气势很大，于是连日来纷纷向各界施以宣传，征集同志，昨天一天就加入的人不少。”“反对优待清室大同盟”的成立，意味着北京的反清情绪已经开始联合，胜利在望的宣传和活动也在纷纷展开。舆论逐渐朝着对清室不利的方向扑去。
2月23日晚，溥仪等人偷偷地在段祺瑞不知情的情况下，在日本人的协助下乘火车直奔天津。那时，善后会议只召开过两次（分别是2月13日和19日），第三次会议定在2月24日。而溥仪在善后会议的结果还没完全尘埃落定之前，就匆忙离开了，这件事可算引起不少人的注意了。和之前躲在东交民巷的日本使馆一样，这次出走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对自己安全的担心。事后，内务府大臣柯劭忞等人解释说：“因为北京有人企图伤害，才决定出洋避祸。”芳泽谦吉在回忆录中也提到，溥仪之所以去天津的日本租界，主要是“担心安全问题。”所谓的“安全问题”其实主要跟舆论氛围有关。在遗老旧臣围绕善后会议展开活动的刺激下，反清的舆论愈发激烈，以至于溥仪在东交民巷也觉得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了，所以没等善后会议结束，就匆匆离开了。
溥仪和他的夫人，曾经与驻扎在天津的日本驻屯军司令官有过接触和交往。
小泉六一中将（右二）和大家的合影。
从溥仪又一次背着段祺瑞跑出去这事可以看出，段的威信还是有人打小算盘。但是，跟上次差不多，段虽然曾经表达过不满，但没多久又接受了事实，支持溥仪离开京城。
社会上的舆论不像段祺瑞那样好容忍。在1924年11月5日溥仪被赶出紫禁城之后的反应，可以看到，虽然有人觉得应该彻底废除对清室的特殊照顾，但这并不是大多数人的观点；就算支持这个看法的人里，也几乎没人主张惩罚溥仪和遗老。到1925年2月23日溥仪出京，逃到天津租界后，关于废除优待的呼声逐渐高涨，要求惩治溥仪和遗老的声音也开始在报纸上出现。有人总结说：“最近社会上关于处理清室的问题，分成两派。一派是和平派，比如徐谦、陈大齐、钱玄同等，主张根本取消优待条件，对溥仪和遗老则不加惩罚。另一派则偏激一些，反对优待清室大同盟中的分子，主张不仅取消优待，还要惩办溥仪和遗老。”这两派的主张能不能实现，还得看后续的努力。一般年轻人多支持激进的一派，也就是说，偏温和的废除优待条件者，舆论转向的趋势还是明显的。
溥仪一出紫禁城，社会上的反应可真不是一句话能说清。一部分人觉得，既然皇室不再是统治的核心，那对他们的特殊照顾也该彻底取消了；但更多人还没到那份上，觉得既然已经退位，就别太过苛刻。就算有人支持废除溥仪的皇室身份，也几乎没人主张对他和那些遗老怎么办。到1925年2月23日，溥仪跑到天津租界，当局对清室的待遇问题热议不断，呼声渐高，要求废除优待，甚至有人提出要惩罚溥仪和遗老。有人说：“这段时间，大家在怎么处理清室的问题上，意见分成两派。一派是温和派，比如徐谦、陈大齐、钱玄同，认为要根本取消对清室的各种待遇，对溥仪和遗老也不应惩处。另一派比较激烈，他们反对还在的优待，想惩罚溥仪和遗老，主张彻底废除皇室余孽。”这些想法能不能变成现实，还得看后来怎么发展。其实，年轻一代支持激烈主张的多得多，社会的风向也便逐渐偏向于废除皇室特权。
图中展示的是被遣散出宫的婆妈和宫女们。
方便在提到既支持废除优待条件同时又强调保护溥仪权益的观点时，引用徐谦等253人在三月初发布的意见书：“希望全国人民能够行动起来，督促政府彻底取消对清室的特殊优惠，把这些优待从根本上废除。也应考虑给予溥仪与普通百姓一样的待遇，让他靠自己谋生。贫困的人民可以建立工厂来帮助他们。”这段话表达了对优待条件取消的支持，同时也维护了溥仪的权益。还有更激烈的声音，比如主张严厉惩处溥仪和那些支持清室的遗老的派别，“反对优待清室联盟”就代表了这一立场。他们在得知溥仪逃跑消息后，于二月二十五日发表声明，警告政府要努力杜绝类似的复辟运动，指示要彻底取消清室的优待条件，并要求引渡溥仪回国接受惩罚。二月二十六、二十七日，他们还写信给段祺瑞和日本使馆，反复强调惩办溥仪和遗老的决心。到了三月四日，他们的态度甚至直接到极端，提出要“诛戮溥仪”。不用担心路人不识，他们在三月十八日就通过北京各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发出电报，呼吁把“屡次图谋不轨的废帝溥仪和那些愚昧破坏共和的遗老全部杀掉”。旅居日本的华侨也表示，如果溥仪真的跑到日本来，自己会动手干掉他。除此之外，观察“反对优待清室联盟”在几个大城市的影响力，持这种严惩溥仪和遗老的声音绝非少数。
善后会议于4月21日结束，清室优待条件的问题最终未列入会议的议题。更主要的是，从醇王府到东交民巷，再从东交民巷到天津，溥仪逐渐远离故宫，反清的声音逐渐高涨；段祺瑞对北京的政局感到力不从心，这些都通过一系列事件得以体现。由此看来，只要国民军还在掌控北京，清室的回銮几乎只是一个那遥不可及的梦想。要知道，在各方势力的博弈中，社会舆论对于恢复优待条件的阻力也越来越大。到1925年夏天，随着关于复辟的档案被查获，公众反对的声音更是达到了一个新高峰。
（三）复辟档案的曝光
7月31日，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检查故宫养心殿时，发现一些跟复辟密谋有关的档案。这批资料都是在1924年春夏期间整理的。委员会把情况报告给了京师地方检察厅，还两次写信给外交部，指控庄士敦与复辟阴谋有关，要求把他赶出中国。但这些动作都没有马上带来明显的结果。
尽管跟复辟有关的清室人员没有受到惩罚，但这些发现的档案，却为1924年11月5日国民军把溥仪赶出紫禁城的行动提供了新的合理理由。到1925年3月，支持清室的人士还曾为溥仪危害共和的指控辩解：“如果真有这样的罪行，宫里必定留下不少证据，怎会在匆忙离宫后，经过那次细致查查，竟找不到任何纸张或字迹能证明溥仪有罪？大家都看得到，他对民国，毫无任何罪行。”既然7月底已经确认了复辟阴谋确有其事，那么驱逐清室出宫就显得合理；相反，想要维护清室待遇、阻挠善后委员会运作的举动，被视作对复辟的同情。1925年8月4日，陈垣在清室善后委员会会议上表示：“小心查点官员前几天发现宫中去年一系列秘密奏折，事关复辟阴谋，由此可以证明，对清室的处理合理，不算过分，也有助于巩固国家根基。而且，也可以说明，这次阁议和几个月以来政府对委员会的态度是不当的。”
这件事让公众对清室遗老旧臣的负面印象更深了一层。章太炎认为，康有为等人策划恢复帝制，如果不加以惩戒，就会持续威胁到共和政体：“再拖下去，将来他们的计划是否成功，虽难以断定，但只要鼓声响起，文人圈子里的忠良就可能变成叛逆，在国家内部，民国与清室支持者就会各占一半，不也等于给国体带来危机？”钱玄同更是义愤填膺，痛斥溥仪：“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至十二日，他就曾作过一次反叛，而一九二四年，他又指使手下谋划不轨，虽然未能得逞，但相关的密谋文件已经查获，伪造的奏折昭然若揭，恶魔布偶的脸孔也暴露无遗。”也有人将矛头指向当局，《国闻周报》发表评论指出：“从发现此次密谋到现在，已经过去半个月，可北京司法部门似乎毫无作为，这令人费解。”另外，“反对优待清室大同盟”也表达了观点：“总之，政府不将清室财产由善后委员会继续保管，证明了复辟势力未被惩治，这实际上是向民国宣战，祸害国家。”
舆论对于这件事的反感，还可以从各种辟谣声明中看出来。被卷入《江亢虎致金梁请觐溥仪函》、《江亢虎致金梁再觐溥仪函》、《金梁为江亢虎请觐折》等复辟相关文献的江亢虎，特意在报纸上打广告，辩解说自己和复辟阴谋没有关系——他说自己之所以觐见溥仪，是劝他远离复辟的念头[136]。溥仪也发表声明，强调自己没有搞复辟意图，还指责“这次清室善后委员会公布的许多文件，多是捏造的假材料”[137]。萧耀南因为被提及在复辟文件里，也发电报来否认，说那些文件不过是造谣[138]。当然，不是所有跟复辟文件有关的人都赶着去否认。康有为就坦白了：“今日北京清室善后委员会发现的那份建议书，确实是我这些年来写的，由宣统逊帝的老师庄士敦博士帮我转交上去的。”[139]这些遗老对复辟文件的态度和溥仪不一样，让溥仪很难真正说服舆论去接受他的辩解。
这些文件一出来，清室的处境就更不妙了，它们给“共和”和“复辟”那对概念的辩护增加了不少依据，也让“恢复优待条件”等同于“复辟”的论调变得更有理有据。舆论压力越来越大，溥仪想重新回到皇宫，变得更加艰难，困难重重。
（四）国民军离开京城之后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举行了开院仪式。黄郛的讲话继续沿用了“共和—复辟”二分的观点。马衡回忆说：“先生在开幕时亲自发表演说，他大致说：‘今天开院是双十节，此后这一天也成为国庆和博物院的双重纪念。如果有人破坏博物院，就等于破坏民国的伟大节日，我们大家应共同保护它。’” 此后，尽管政局多次变动，但博物院最终成功渡过难关，没有受到破坏，这都离不开先生当初的话语召唤。而在国民军离开京城之后，社会舆论反清情绪对遏制优待条件的恢复，变得更加关键。
1926年4月15日，国民军在奉军、直鲁联军和晋军的夹击下，撤出了北京，退到了南口。“清室方面由吴佩孚主持政局的杜内阁，面对国民军时期的既定安排，自然容易被推翻，因此那些陈旧的老派谋臣和策士纷纷开始行动。” [141]到了5月，清室根据王怀庆的布告中提到的“恢复十三年前政变前的原状”一句，开始要求收回南苑水田的经租权。[142]6月初，遗老刘廷琛“奉旨进京，与当权者打交道” [143]。7月初，清室要收回颐和园的管理权；“有关部门按他们的请求，依据十三年前的旧例，便予以交还。” [144]如果说这些只是遗老们活动的前奏，那么7月中旬关于恢复优待条件的讨论，便像是他们努力引入的正题了。
奉军入关
7月13号，吴佩孚收到了清朝那边发来的信，内容是请他“立即给予清室便利，好让他们恢复民十三的旧面貌”[145]。第二天，他把信转交给代理内阁总理杜锡圭，由杜再转交内务部讨论。内务部参事室一听，就不同意清室的要求，还列了四点理由。前三点主要在讲修正优待条件的合理性，最后一点则表达了担心恢复清室原状和复辟有关：“就是说不管前面这些事，这件事也不能直接恢复。如今国家还没有稳定，复辟阴谋还没有完全扫除，要是直接恢复，可能会遇到不少危险。”[146]吴佩孚很快又打电话给杜锡圭，强调不要把恢复优待条件的问题提到阁里开会，“就算搁置，也是变相的取消”。17号，内务总长张国淦明确告诉宝熙：恢复旧状这个事，基本办不到了[147]。《申报》评论说，吴佩孚这样做，担心被外界认为和复辟有关联[148]。他还打电话给康有为，解释不给恢复民元优待条件的原因时，也用了复辟有嫌疑的借口：“冯之行动，确实不合。但现在想推翻这个方案，迎回溥氏，交还故宫，再恢复优待条件，这样一来，就会引起复辟的嫌疑。毕竟，优待条件一旦被破坏，再恢复，就难免引起物议。就这样吧，只能听其自然了。前几天，我跟二位老人谈过这个事，他们也都认同我的看法。”[149]屡屡提到与复辟有关的担心，可见吴佩孚心里的顾虑有多深。
关于遗老运动恢复优待条件的行为，公众普遍表达了反对意见。那阵子，报纸多次报道此事，引起了不少反响。反对的声音尤其激烈，有众议院的李燮阳、何弼虞、李昆璇、刘彦、李思阳、彭邦栋、禹瀛、彭汉遗、龙鹤龄等议员纷纷驳斥。另外，全国商联会也提出了反对的提案。章太炎在7月20日还专门给吴佩孚打电话，责备他在还宫问题上对遗老表现得不够强硬。到了7月22日，吴佩孚又回应，态度谦虚：“拒绝还宫，绝对可以杜绝复辟的危险，尊重正统，深感敬佩。”大众的反对声音被认为是恢复优待条件这个提议最终不了了之的重要原因之一。内务部参事甚至把清室的函件内容告诉了报界，“因此少数报纸只懂得大概内容，而这也成为众矢之的，最终导致议案搁置下来。”
溥仪离开皇宫后，生活变得更加艰难。
在日本人的建议下，接受了傀儡位置。
伪满洲国的皇帝
虽说恢复优待条件和复辟不能完全划等号，大家的舆论已经习惯性把这种行动打上谋求复辟的标签。有评论指出，旧思想比较保守的人，总是把新阵营标签成“赤化”，认为赤化是抹黑新势力的好借口；反过来，新势力也会反唇相讥，说旧势力是复辟派，主张复辟就是诬蔑旧势力的绝佳借口。其实，赤化根本不是真的，复辟也纯属虚构。理论上，支持清室的人可以说1924年11月5日国民军的举动是赤化，因为冯玉祥自己就被反对派贴上了赤化的帽子。而康有为更是说：“各国都说冯倡赤化，落井下石，破坏优待条件，让吾天子蒙尘。”但这样的说法没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国会议员何弼虞就反驳说：“溥仪被驱逐，其实只是普通民众的心理反应，冯玉祥不过算是先锋而已。而且，虽然冯玉祥是赤化的头儿，但他驱逐溥仪并非赤化。”国家主义阵营也持类似观点，觉得反对赤化是需要的，但不能因此就开脱“复辟”的行为；无论是“复辟党”还是共产党，都得被“统统斥责”。坚决反赤的章太炎也辩解说，冯玉祥驱逐溥仪的行为跟赤化无关：“冯的罪在后来和俄国勾结，不在前面废掉溥仪这事儿。一是真二是二，怎么可能把两个事混为一谈。”既然清室的支持者难以说服舆论把“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与赤化联系起来，他们就只能被动地，谨慎地回避可能引起的复辟疑云。
吴佩孚反对恢复清室旧状，另一点原因是他和清室的关系并不算太紧密。之前也说过，他曾主张取消优待条件，还对清室的拉拢措施表现得挺冷淡。7月16日，他明确表示不打算把故宫还给溥仪，理由之一就是“故宫以前由冯氏掌管，我也没主张把清室交还”[159]。
张作霖对清室问题的态度也挺耐人寻味。有些人说，清室之所以在七月会提出恢复优待条件，可能也是受到他的一些暗示或鼓励[160]。从他以前的言谈举止来看，显得他其实并不愿意对清室的处境置之不理。不过，他之所以不主动干预，还是担心复辟的风险。这一点，从张学良的一些话可以看出——如果说他的观点能代表他父亲的想法的话。有人问：“康有为一度进京，复辟的传闻又渐起，将军您怎么看？”张学良答：“复辟这个词，现在似乎已经不合时宜了吧。不过，关于复辟的谣言，时不时会传进我们的耳朵里，这也没啥别的原因，都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制造的噪音，只是为了讨个快意。近段时间，康南海等人努力想要恢复故宫，谣言也就此兴起，其实康是顺应潮流，恐怕也不敢真心搞溥仪当皇帝这事。此刻，不单是老百姓讨厌这个想法，连溥仪自己可能也知道，普通人都不再抱有皇帝的梦想了。”[161]张学良很清楚，复辟对民众来说是一种“心里反感、痛恨”的行为，而且，他还指出“复辟大概不该再在世上出现”，似乎在暗示要澄清奉系与复辟传言的关系。跟吴佩孚一样，公众对复辟的警惕也限制了张作霖推动向清室示好的行动。
张作霖
再往后，国民军出京之后的局势变得更像是临时应对的模样。吴、张他们忙着和带有革命味道的军队碰碰碰，帮助清室回宫这事，既利益小，又风险大，根本排不上议事的优先级。接着，南北战事愈发激烈，北京当局的局势越发难以把控，想要让清室还宫的念头自然变得没那么重要。后面情况就像溥仪说的，“到了1926年，北伐军崭露头角，孙传芳、吴佩孚、张作霖的前线士兵一波接一波地败退，他们忙得不可开交，哪还有心思去关心那些优待条件的事？”
余 论
从1924年11月开始，一直到北京政府覆灭的那天，溥仪一直没能回到皇宫里。国民军对北京的掌控，起到了阻止遗老运动发酵、维护段祺瑞和张作霖等人争取特殊待遇的关键作用。在国民军的压制下，清室遗老们先是让段祺瑞撤走醇王府的守军，然后藏身于东交民巷；等到善后会议筹备期间，他们又四处活动，宣传恢复旧有的优待政策。在国民军、段祺瑞、张作霖以及遗老势力的相互博弈中，社会舆论逐渐变得越发激烈，清室因担心安全问题，不得不逃跑到天津。此后，公众倾向于将“共和”与“复辟”视为非此即彼，总把试图恢复1924年11月之前的局面，等同于谋求复辟。虽然这种观点在逻辑上很难站得住脚，但1925年夏天发现的“复辟文献”似乎为它提供了证据，使得在1926年国民军离京后，尽管吴佩孚、张作霖等人掌握北京局势，但为了避免被指复辟，就算他们对清室存有同情，也一直没敢付诸行动。
北京政变后，11月17日，’d破坏事件接连发生，局势变得越发紧张。
冯玉祥、张作霖等人在段祺瑞家里聚了一次。
靠前排左边依次是：梁鸿志、冯玉祥、张作霖。
段祺瑞、卢永祥、杨宇霆、张树元。
不过得提一句的是，1917年张勋操控溥仪搞复辟的时候，没像后面1924到1925年那样，出现一股“拥清室其实就是支持复辟”的广泛舆论。虽然那会儿清室跟复辟的关联比后面更明显，但并没有被普遍指责。胡平生先生查证说：“一般来说，北洋派和他们管辖的各省军政领导的通电，都把复辟的责任一股脑推在张勋他们身上，几乎没提清室一句话。……至于西南各省和民党人士反对复辟的通电，除了狠狠批评张勋之外，也几乎没有写到要保护清室的内容……而公开主张惩办清室的通电，则少得可怜，顶多就那么几则。”[163]这情况的原因嘛，第一，在北洋派内部，反清派的冯玉祥还不能说占了上风，南方的革命党们又得跟那些同情清室的岑春煊、陆荣廷等人合作，不敢太过声讨他们，在宣传上也没法把责任都归到清室头上[164]。第二，在大众的认知里，张勋和康有为一般被看作复辟的主动者，清室只是被动地扮演角色。打倒复辟的过程中，支持共和的人军队领袖在通电中大多说清室是在胁迫下的，没说他们自愿。7月17日颁发的大总统令，更是在国家层面上澄清了清室和复辟的关系。有一些对政治不怎么感兴趣的学者，写的诗啊文章，也都反映出他们接受了清室只是被动复辟的这一点。孙中山即便呼吁严惩溥仪，也得承认：“民国时的清议，也都认为复辟祸害，叛督的人其实才是真正的先导。”[165]第三，从文化界的角度来看，与在政治上试图取消清室的活动空间相比，思想和文化上的革命更令人觉得紧迫。以《新青年》杂志为例，张勋复辟后头一年里，也没有直指要惩罚清室的文章。倒是新派的作者们，更倾向于从思想文化角度去说事儿。比如陈独秀就说：“今中国要立君，舍清帝复辟，哪个有资格成为君的？所以张勋复辟当然是破坏共和，但罪在扰乱国家，却不能算违背孔教和国民心理；罪在他行为无意识、没有一以贯之的理由，这才更严重。因为尊孔就必然立君；想要立君，就一定会复辟。这逻辑自然而然，没有什么奇怪的。”[166]陈独秀在逻辑上把尊孔和复辟捆绑到一起，几年后，公众口中“恢复优待条件”取代了“尊孔”成为这个逻辑中的重点。至于像钱玄同、吴稚晖、周作人这些在1924-1925年反对清室很活跃的人，1917年下半年几乎没发表过直接批评清室的言论。他们少得有限的关于张勋复辟的评论，基本都聚焦在思想文化上。周作人还回忆说：“我到北京时，正赶上复辟的前夕，这事儿真是不幸，但也可以说挺幸的，因为经历这次事变，让我明白中国改革还没大成功，思想革新确实得抓紧。”[167]由此可见，那会儿的舆论氛围，还没有到要求取消清室特权的程度。
不过，要说反清室的声音还是存在的，有时也会对优待条件发起点小攻势，虽然力度不大，成效也不咋地。这股力量一直到1924年11月之前都像潜流一样，没有形成什么大的声势，也没有能推动优待条件的废除改造，更别说引发广泛的舆论风暴。直到冯玉祥把溥仪赶出宫，清室的问题才真正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相关的观点才开始浮出水面，逐渐变得明晰起来。北方的冯玉祥以及南方的革命党们，此时都能肆无忌惮地宣传要取消宠待的主张，而对公众的关注点也不像五四时期那般单纯在思想文化上，而是兼顾了清室问题的政治解决方案。这种背景下，"共和"与"复辟"两股对立的舆论开始逐渐形成。不过，这样的认知并非一开始就反复强调。就像前面说的，11月5日，国民军把溥仪赶出紫禁城时，支持者主要是想为当时的行动争取合法性，虽然在论述中也会把“拒绝变革”与“保持帝制”挂钩，但实际上这种逻辑并不是主流，更多的舆论还怀有一份期待。11月29日，溥仪逃到日本大使馆避难后，公众的舆论走向还没有明显变化。一直到2月1日的善后会议开始，遗老们频繁活跃，大力推动取消优待条件，这次他们表现得比较主动，已不再是此前的被动应对，而是在行动上屡屡出现在报端，明显不同于之前的暗中密谋。这种主动、公开的举动，也才引得大众的不满，促使“恢复优待条件”和“谋求复辟”之间的关联不断被提及。而把“恢复优待条件”与“非共和即复辟”的思路联系在一起，也在这个时期频频出现。局势的变化、公众关注点的调整，以及清室支持者行为方式的不同，或许都可以解释为什么在1924到1925年这个阶段，双方的对立舆论格局会出现在清室复辟几乎无望的情况下，而不是在1917年那会儿。
从1924年11月到1926年这段时间里，关于溥仪出宫的事儿，咱们可以看到北洋时期的整体局势发生了两层变化：一方面，北洋派内部那些本来较容易受到共和、革命思想影响的边缘势力，终究还是渐渐走向了核心位置，使得政府逐步与清室的关系变得不那么友好了。即便后来传统的北洋派又重新掌控大权，对于当时在对抗国民军和南方革命党的战斗中顾不过来的张作霖等人来说，恢复清室的优待条件，也不是他们优先考虑的事情。另一方面，社会的思想氛围变得更加激烈和革命化，非黑即白的对错逻辑在激烈的舆论中扮演了很关键的角色，执政者的选择也不得不受到社会舆论的影响。就是在这么一个朝野变局的背景下，溥仪想回宫的心愿一直没能真正实现。
关于这点，可以看《民国元年宣布优待条件诏书》和《东方杂志》第21卷第23期，1924年12月10日的第123到125页。
可以参考《民国元年宣布优待条件诏书》以及1924年12月10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二十一卷第三部分的第123到125页。
《发现清室优待条件秘密遗物》，《京报》1925年2月10日第7版。
徐彬彬《清室事件之彻底批评》，《国闻周报》第二卷第五期，1925年2月15日，第18页。
吴景洲《故宫五年记》，上海上海书店，2000年，第22页。
记者《调整优待清室条件的过程》，《国闻周报》第一卷第16期，1924年11月16日，第6页。
那志良 《宣统皇帝出宫前后》，《传记文学》第36卷第1期，1980年1月，第91页。
李念慈的分析可以参考。李念慈《满洲国记实》，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第9页。
胡嗣瑗《甲子蒙难纪要》，载于《近代史资料》总83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96页。
鹿钟麟《驱逐溥仪出宫始末》，收入《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0页。
[11] 细看《冯玉祥日记》，分别是1923年3月18日、5月3日、7月11日的记载，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成《冯玉祥日记》第一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01、331、411页。
[12] 《清室优待条件有取销说》，载于《申报》1922年6月28日第10版。这个建议让一些旧势力感到非常慌张，可以参看《郑孝胥日记》，记录了1922年6月28、29日，7月1、7日，以及8月1、13、14、16、17、20日的内容，由劳祖德整理，收录于《郑孝胥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13] 溥仪《我的前半生》，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123页。
[14] (英)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陈时伟等翻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年，第205页。
[15] 段思召《无题的通信》，载于《京报副刊》53号，1925年2月6日，第8版。
[16] 冯玉祥《国事刍言》（1925年6月），选自《冯玉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10页。
[17] 劳祖德整理的《郑孝胥日记》第4册，载于第1842页。
[18] 英国人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第217页。
[19] 周鲠生《清室优待条件》，载于《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一期，发表于1924年12月13日，第11页。
[20] 杨天木《与班延兆君讨论》，载于《京报副刊》26号，1925年1月4日，第7版。
[21] 章炳麟《关于清室事件》，载于《京报副刊》244号，1925年8月20日，第6版。
[22] 李庆芳关于撤销清室帝号的议案，刊载于《申报》1922年7月30日，第7版。
[23] 《溥仪婚礼记》，载于《申报》1922年12月3日第7版。
[24] 《李燮阳再提取消优待条件》，载于《申报》1924年3月1日第10版。
[25]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164页。
[26] 《天津电》，载于《申报》1924年4月19日第3版；此外，还见《李燮阳催决取消清室帝号》，发表于《申报》1924年4月20日第7版。
[2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的《冯玉祥日记》第一册，第645页。
[28] 吴锡祺《驱逐溥仪出宫》，载于《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第74页；鹿钟麟《驱逐溥仪出宫的经过》，第101页。
[29] 具体经过可以查阅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由荣孟源、章伯锋主编的《近代稗海》第5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55-356页；以及《溥仪出宫追记》，发表在1924年11月7日《晨报》的第2版上。
[30] 记者发表于《修改优待清室条件之经过》第5页。
[31] 罗振玉《集蓼编》，收录于《雪堂自述》，由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页码为第51到52页。
[32] 细看李景铭的《一个北洋政府官员的生活实录》，刊在《近代史资料》总第67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页132；劳祖德整理的《郑孝胥日记》第4册，页2025。
[33] 金梁的《遇变日记》，以及吴景洲的《故宫五年记》，都在第117到118页有所记载。
[34] 马伯援的《我所知道的国民军与国民党合作史》，由台北文海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内容见第36页。
[35] 冯玉祥的《我的生活》，由上海教育书店于1947年发行，书中第153页有相关内容。
[36] 冯玉祥的《我的生活》，页码在509到510。
[37] 具体例子可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1924年11月22日和1925年1月7日的条目，分别收录于第1册第658页和第2册第4页；以及冯玉祥于1926年9月17日发表的《五原誓师宣言》。《冯玉祥选集》上卷收录在第19页。
[38] 《张继函阎锡山拥段之外应与国民军确实结合》（1924年11月10日到），收在《阎锡山档案》第7册，台北国史馆，2004年，第137页。
[39] 公展《国内外一周大事纪》，载于《国闻周报》第1卷第19期，出版日期为1924年12月7日，页码17。
[40] 李石曾《故宫博物院记略》，吴景洲《故宫五年记》，第150页。
[41] 《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组织条例》，《政府公报》，1924年12月14日，第3-4页。
[42] 成员名单可以查看吴瀛的《故宫尘梦录》，由北京紫禁城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具体在第23页。
[43] 《一个北洋政府官员的生活实录》，李景铭著，第132页。
[44] 劳祖德编辑的《郑孝胥日记》第4册，页面2025。
[45] 李景铭《一个北洋政府官员的生活实录》第132页。
[46] 爱新觉罗·溥佳《溥仪出宫的前前后后》，《溥仪离开紫禁城以后》，北京求实出版社，1985年，第15页。
[47] 天津遗老的努力可参考罗振玉《集蓼编》第52页；至于上海遗老的活动，查胡嗣瑗《甲子蒙难纪要》第99页以及陈夔龙《梦蕉亭杂记》第二卷，1925年版上海古籍书店重印的第68页。
[48] 李景铭的《一个北洋政府官员的生活实录》，第132页。
[49] 《段祺瑞表示不满》，《晨报》，1924年11月7日，第2版。
[50]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176-177页；还有劳祖德整理的《郑孝胥日记》第4册，第2026页。
[51] 《潘连茹电阎锡山报告与段祺瑞会晤情形十一项》（1924年11月12日开始），收录于《阎锡山档案》第7册，台北国史馆，2004年，页142。
[52] 《潘连茹电阎锡山报告在京探得时局情况十一项》（1924年11月12日开始），收录于《阎锡山档案》第7册，145页。
[53] 沈云龙《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第197页。至于段、张观点一致的另一段记载，见爱新觉罗·溥佳《溥仪出宫的前前后后》，《溥仪离开紫禁城以后》，第17页。
[54] (英)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第325页。
[55]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二，第68-69页。
[56] 罗敬《段祺瑞来京以前》，载于《向导周报》第93期，发表时间是1924年12月3日，第782页。
[57] 11月14日的日记，金梁《遇变日记》，第122页。
[58] 幼石《我以为这才是对溥仪的彻底办法》，《共进》72期，1924年12月16日，第2-3页。
[59] 《清废帝被迁出紫禁城的具体情况》，《申报》1924年11月15日，第6版。
[60]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第2卷，第68页。
[61] 《三百年清运昨日告终》，载于《顺天时报》1924年11月6日第7版。
[62] 《且看裁撤胼枝机关以后》，载于《晨报》1924年11月7日第2版。
[63] 《胡适致王正廷(稿)》(1924年11月5日)，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的《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68-269页。11月9日的《晨报》第二版报道了信中的部分内容。从胡适与庄士敦、周作人等人通信看，这封信在被《晨报》刊登之后才引起了社会的注意，参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269、270、276页。
[64] 1924年11月6日的日记，收录于《顾颉刚日记》第一卷，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07年出版，第550页。
[65] 《清帝迁出皇宫的原因》，《顺天时报》1924年11月6日，第7版。
[66] 周作人《致溥仪君书》（1924年11月30日），载于《语丝》第4期，刊于1924年12月8日，第4页。
[67] 徐旭生《十一月五日的感想》，载于《京报副刊》319号，1925年11月5日，第4版。
[68] 钱玄同《告遗老》，刊于《语丝》第4期，1924年12月8日，第3页。
[69] 《清帝迁出皇宫之理由》，载于《顺天时报》1924年11月6日第7版。
[70] 吴稚晖《国民党不加入善后会议》，收录于周云青编《吴稚晖先生文存》上卷，上海医学书局，1925年，第19页。
[71] 张继等人赞成令溥仪离开紫禁城的电报，《申报》1924年11月15日，第6版。
[72] 邵力子在《为教育界争人格》一文中表达了相关观点，收录于傅学文编的《邵力子文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于1985年出版，页面为第1008页。
[73] 毛壮侯在《溥仪想做人——胡适不想做人》一文中提到此事，收录于高君宇的《高君宇文集》，由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页码为第201页。
[74] 董秋芳在《致胡适之先生的一封信》（1925年1月15日），收录于《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301至302页。
[75] 《胡适致李书华、李宗侗》（1924年11月28日），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278页。
[76] 江震亚《学者说话不会错？》，《京报副刊》第37期，1925年1月15日，第7版。
[77] 幼石《我以为这才是对溥仪的彻底办法》，第4页。
[78] 芸零《彻底修正优待清室的条件》，《顺天时报》1924年11月10日第3版。
[79] 李石曾《故宫博物院记略》，第151页。
[80] 《恢复清室优待条件之传疑》，《晨报》1924年11月26日，第3版。
[81] 劳祖德编辑的《郑孝胥日记》第四册，页码2029。
[82] 《恢复清室优待条件之传疑》，《晨报》1924年11月26日第3版。
[83] 《北京政闻》(11月27日)，《申报》1924年11月28日第4版。
[84] 《清室优待条件出了一些问题》，《晨报》1924年11月29日第3版。
[85] 遐庵年谱汇稿编印会整理出版的《叶遐庵先生年谱》；俞诚之编辑的《遐庵汇稿》，由台北文海出版社于1968年发行，载于第240页。
[86] 1925年3月23日的日记，《吴焘日记》（摘录），收录于《近代史资料》第55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65页。
[87] 李石曾《故宫博物院记略》，第151页。
[88] 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第331页。
[89] 《满蒙优待条件将下指令》，《晨报》1924年12月2日第2版。
[90] 《临时执政指令第二十二号》，发表于《政府公报》1924年12月3日，第4页；此外还可以看《满蒙回藏待遇条例》，载于《晨报》1924年12月4日第2版。
[91] 引用前文内容，也可以参考金梁的《遇变日记》，第124到125页。
[92] 《清室优待条件出现了问题》，见《晨报》，1924年11月29日，第3版。
[93] 段祺瑞的不满，参考吉田茂领事12月3日向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的报告，（日）猪木正道《吉田茂传》上，吴杰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276页。张作霖的不满，见庄士敦对11月30日晚上拜访张作霖的回忆，（英）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第341-342页。
[94] 溥仪的《我的前半生》，第191页。
[95] 周作人《致溥仪君书》，第5页。
[96] 许斋《溥仪的私产问题》（1925年1月28日），载于《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九期，刊于1925年2月7日，第19页。
[97] 《溥仪出奔日使馆》，《晨报》1924年11月30日，第2版。
[98] 高君宇《〈溥仪想做人——胡适不想做人〉按语》(1924年12月7日)，载于《高君宇文集》，第199页。
[99] 《北京电》（24日），载于《申报》1924年12月25日第4版。
[100] 《执政府查止点查清宫物件详情》，《晨报》1924年12月24日第3版；吴瀛《故宫尘梦录》，第27页。
[101] 吴瀛《故宫尘梦录》，第27页。
[102] 《执政府查止点查清宫物件详情》，《晨报》1924年12月24日，第3版。
[103] 《清宫物件昨日开始检查》，《晨报》1924年12月25日第2版。
[104] 平生都挺看重善后会议，《京报》1925年2月15日第2版。
[105] 对《溥仪在日使馆之行动》毫无了解，《京报》1925年2月20日第2版。
[106] 李宗侗在《吴稚晖师与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工作》一文中提到，收录于杨恺龄编辑的《吴稚晖先生纪念集续集》，由台北文海出版社于1975年出版，页码是第32页。
[10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的《冯玉香日记》第2册，首页是第16页。
[108] 玄同在《语丝》第8期，1925年1月5日，第5页发表了题为《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底变迁》的文章。
[109] 稚晖在《京报》1925年2月19日第7版刊载了《溥仪先生!》一文。
[110] 曾琦在《醒狮周报》1924年12月13日第1版发表了《溥仪曹锟不杀何为？》这篇文章。
[111] 王铁肩在1925年1月11日的《京报副刊》33号第7版上发表了《忠告溥仪和溥仪的保皇党》。
[112] 《反对优待清室同盟积极进行》刊载于1925年2月22日《晨报》第6版。
[113] 关于具体细节，可参考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八卷），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1980年出版，位于第87-88页；以及《溥仪秘密赴津之京津通信》，收录于1925年3月1日的《申报》第6版。
[114] 《段传见大臣》这篇文章刊载于1925年2月26日的《京报》，属于第2版内容。
[115] (日)芳泽谦吉《芳泽谦吉在华回忆》(续完)，陈天鸥译，《传记文学》第一卷第六期，1962年11月，第30页。
[116] 见吴焘1925年2月27日的日记，《吴焘日记》(选录)，第161页；以及《溥仪秘密前往天津的京津通信》，《申报》1925年3月1日第6版。
[117] 可以参考《溥仪在逃别报》，《京报》1925年2月26日第2版；还有《溥仪走后之面面观》，《申报》1925年3月2日第5版；以及《段祺瑞之谈话》，《晨报》1925年3月10日第3版。
[118] 《全国呼应反对优待清室》，《京报》1925年3月11日第7版。
[119] 《反对优待清室运动》，《晨报》1925年3月5日第3版。
[120] 《溥仪走后之面面观》，《申报》1925年3月2日第5版。
[121] 《溥仪走后之面面观》，《申报》1925年3月2日第5版；《溥仪出京之责问》，《晨报》1925年3月2日第3版。
[122] 《反清同盟款待新闻记者》，《京报》1925年3月5日第7版。
[123] 《国民会议促成会之通电》，《京报》1925年3月19日第7版。
[124] 《反清同盟要事通报》，《京报》1925年3月13日第7版。
[125] 《全国反对优待清室运动大联合》，《京报》1925年3月12日第7版。
它们包括《康有为请庄士敦代奏游说经过函》（2月16日）、《镶红旗蒙古副都统金梁条陈三事折》（具体日期不详）、《内务府大臣金梁条陈二事折》（3月10日）、《金梁条陈四事折》（具体日期不详）、《金梁列举贤才折》（4月10日）、《金梁为江亢虎请觐折》（3月19日）、《江亢虎致金梁请觐溥仪函》（日期不详）以及《江亢虎致金梁再觐溥仪函》（具体日期未明）。到了8月份，发现了一份新资料《徐良请庄士敦代奏康有为行踪函》（7月13日）。这些资料的详情可以参照故宫博物院整理的《甲子清室密谋复辟文证》，由台北文海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
[127] 你可以看看故宫博物院整理的《甲子清室密谋复辟文证》，里面第203到207页有详细内容。
[128] 安邦在《溥仪离京谁负责任》一文中，发表于1925年3月15日《顺天时报》第4版。
[129] 《清室善后委员会发表复辟文件》，载于《申报》1925年8月7日第10版。
[130] 章炳麟《关于清室事件》载于《京报副刊》244号，1925年8月20日，第6版。
[131] 疑古玄同《十一月五日是咱们第二个光荣的节日》，载于《京报副刊》319号，1925年11月5日，第3-4版。
[132] 子宽《清室图谋复辟与处分》，载于《国闻周报》第二卷第三十一期，1925年8月16日，第2页。
[133] 《反对优待清室大同盟唯恐复辟》，载于《京报》1925年8月20日第7版。
[134] 《江亢虎启事》，刊于《申报》1925年8月11日第1版。
[135] 《溥仪否认密谋复辟》，载于《京报》1925年8月20日第3版。
[136] 《萧耀南否认支持复辟》，载于《京报》1925年8月11日第3版。
[137] 《康有为仍鼓吹复辟的荒谬观点》，载于《申报》1925年9月9日第7版。
[138] 马衡《膺白先生与故宫博物院》，黄沈亦所著《黄膺白先生家传》，由台北文海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载于第265至266页。
[139] 吴景洲《故宫五年记》，第67到68页。
[140] 《北京杂讯》（21日），载于《申报》1926年5月22日第5版。
[141] 《北京杂讯》（6日），刊载于《申报》1926年6月7日第5版。
[142] 《颐和园仍归清室保管》，载于《顺天时报》1926年7月12日第7版。
[143] 《清室要求恢复民十三之旧观》，刊于《申报》1926年7月19日第5版，发布时间为1926年7月16日。
[144] 《清室要求恢复民十三之旧观》(7月16日)，刊于1926年7月19日《申报》第5版。
[145] 《放还故宫说已无形消灭》，见于1926年7月19日《顺天时报》第7版。
[146] 《已告段落之溥仪复宫运动》，发表于1926年7月22日，《申报》，第6版，刊于1926年7月26日。
[147] 《宣统回宫事件尚无要领》，载于《顺天时报》1926年7月20日第7版。
[148] 吴景洲《故宫五年记》，第67至68页。
[149] 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872页。
[150] 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第872页。
[151] 《已告段落之溥仪复宫运动》（7月22日），《申报》1926年7月26日，第6版。
[152] 慎予《赤化与复辟》，载于《国闻周报》第3卷第35期，发表于1926年9月12日，第1页。
[153] 《宣统回宫事件尚无要领》，载于《顺天时报》1926年7月20日第7版。
[154] 《内务部坚决回绝溥仪的请求》，发表于1926年7月21日《申报》第6版。
[155] 愚公写的《共产党与复辟党》，刊载于1925年4月18日《醒狮周报》第一版。
[156] 汤志钧在《章太炎年谱长编》里提到的，页码是872。
[157] 《吴佩孚对交还故宫之谈话》(16日)，刊载于《申报》1926年7月20日第4版。
[158] 依据陈布雷的见解。布雷在《溥仪复宫问题》中提到，载于《国闻周报》第3卷第28期，1926年7月25日，第3页。
[159] 在天津《大公报》1926年9月19日第6版发表的《张学良之时局谈》。
[160]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的第208页中提到。
[161] 胡平生在《民国初期的复辟派》一书中，台北学生书局出版于1985年，书中第326到327页有相关内容。
[162] 关于岑春煊和陆荣廷的发言，可查阅《岑春煊声请讨逆电》(1917年7月2日)、《陆巡阅使辨明捏名电》(1917年7月3日)，以及《东方杂志》第14卷第8期（1917年8月），第190页。
[163] 存萃学社整理的《1917年丁巳清帝复辟史料汇辑》，由香港大东图书公司于1977年出版，第32页。
[164] 见胡先驌与黄侃的诗《书感》（1917年），胡先驌《忏庵诗选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页；以及《七月一日作》（1917年8月18日），收录于司马朝军、王文晖合著的《黄侃年谱》，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4页。
[165] 《致段祺瑞电》（1917年7月19日），收录于《孙中山全集》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6页。
[166] 陈独秀《复辟与尊孔》，刊载于《新青年》第3卷第6期，发布时间为1917年8月1日，页码是第4页。
[167] 《复辟前后(一)》，载于《知堂回想录》第3卷，北京群众出版社，1999年，第2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