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被揭露。
1977年三月，胡耀邦受命执掌中央党校工作。经过半年的辛勤耕耘，他终于揭露了阴谋家康生的真面目。在诸多著作与文章中，本人对此事进行了详尽的记载。
此材料系本人遵照校委领导之指示所撰写，成文日期为2015年7月28日。近期，有关揭露康生一事，有人不负责任地散布不实言论，意图混淆视听。为此，校委领导要求我详细记录并撰写揭露康生的过程与情况。
我发现，诸多作者亦涉猎此类文章。其中不乏非当事人，乃至非中央党校成员，更有者在事件中试图混淆视听。在我看来，有必要再度执笔，力求全面记录中央党校揭露阴谋家康生史实的真相，以期还原历史面貌。
一
耀邦同志自抵党校后，便全力以赴投入到对“四人帮”的批判运动中，然而，他却并未对康生进行公开的批评与揭露。
秘书陈维仁胡耀邦秘书言及那位留有日本式小胡子的康生，耀邦同志在交谈中无不流露出一丝深恶痛绝之情。在各类会议之上，他对于康生的名字更是嗤之以鼻，提及相关问题，他总是以风趣的姿态，轻轻一抹自己的上唇，以代替对康生的提及（详见《陈维仁文稿选编》第375页）。
尽管康生已逝，然而那些赞誉有加的悼词依旧流传。在康生生前，他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要职，“悼词”中称其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荣耀的反修战士”。身为中央党校的主要负责人，胡耀邦不便随意发动众人进行对康生的批判。
况且，当时在中央党校，许多人的言谈中无不提及“康老”，对于康生的真实面目认识模糊。因此，有必要逐步引导大家，深化对康生的认识。
粉碎“四人帮”后，各单位掌权的造反派都垮台了，唯独中央党校例外。办了“五七”干校后，康生组建了一个以造反派为主的“中央党校五七学校领导小组”。粉碎“四人帮”后，还是由这个领导小组掌权。据说，第一副校长汪东兴交代胡耀邦：这个领导小组“是康老亲手培养起来的好班子”。胡耀邦召开的中央党校党的骨干分子整风会议，还得让他们参加。
二
恢复党校，从何入手？
耀邦同志决定通过召开党的骨干分子整风会议的方式。
本次整风会议的与会者涵盖了三个主要群体：首先，是现任领导班子成员，他们大多属于造反派；其次，是“文革”期间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处级及以上干部；最后，则是全校25个党支部各推选的一名代表参与。本人有幸作为文史教研室党员代表的身份，参与了此次会议。
1977年4月7日，整风会议正式拉开序幕。此次会议的目标明确，一方面是揭露和批判“四人帮”的错误行径，另一方面则是深入查明校内与“四人帮”存在关联的个人和事件。
自4月7日起至5月7日结束的首轮会议，其核心议题聚焦于对“四人帮”的揭露与批判。在这一阶段，诸多议题中，有一事尤为令我印象深刻。耀邦同志曾深刻剖析，“四人帮”之所以能够长期肆虐，首要原因在于他们以假乱真，用虚假的马克思主义误导了广大民众，其次则是因为他们采取的恐怖手段。在5月7日的会议中，他明确指出：需将“四人帮”所颠倒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以及路线是非重新予以正本清源。此举正是全面拨乱反正的体现。
6月3日，整风运动的第二轮会议拉开帷幕。此次会议的核心任务是查明校内与“四人帮”有染的人员及其相关事件。会议首先由造反派的核心成员进行自我陈述，随后众人展开评议与揭露。造反派成员在发言时指出：“四人帮”曾试图拉拢和利用他们，导致他们犯下了错误，言说了不当之词，但他们并未深陷其中。他们解释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康生同志生前曾给予过提醒。
与会者们纷纷积极发言，讨论的问题逐渐深入，大家对中央党校存在的问题认识愈发清晰。我仍记得，在会议间隙，一位名叫魏的老同志向我透露，党校的问题根源在于康生。
揭批康生已成定局。
8月10日，整风会议第二轮休会。
三
9月3日的上午，整风运动的第三轮会议拉开帷幕，与会人数也相应增多，达到了一百余人。
在当日的会议中，由尚未安排工作的资深干部所构成的临时党支部代表，王富长先生率先发表了讲话。他的演讲主题为《揭露康生、曹轶欧在党校所行之恶行》（曹轶欧，康生的妻子）。王富长先生从十个不同角度，对康生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揭露。
（1）党校的性质问题。“文革”初期，康生就说中央党校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是完全错误的；
（2）康生对党校内的群众组织采取了支持与压制并行的策略，时而扶持一派，时而打压另一派。
（3）康生指使在中央党校大骂老帅。
（4）在清队整党过程中，康生与曹轶欧在定性的问题上，错误地将敌我关系混淆颠倒。
（5）康生与曹轶欧在党校期间，随意对他人进行指控，将无辜者诬指为叛徒、特务、黑帮成员，乃至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6）在处理李广文一事上，康生表现出了反复无常的态度。起初，是他指派李广文率领人员前往中央宣传组，然而不久之后，他却指责李广文未征得其同意便擅自行动，声称李广文是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前往中央的。
（7）关于中央党校“五七”学校的导向问题。该政策将干部及其家属子女一概纳入干校体系，严禁他们返回原居住地。
（8）“五七”学校的指导方针问题。曹轶欧指出，今后党校的干校将主要侧重于医药领域，同时兼顾其他相关领域的发展。
（9）在处理“五·一六”事件的过程中，康生与曹轶欧对造反派的首领给予了庇护。
（10）自1973至1974年间，康生暗中指使党校的造反派撰写文章，并假借唐晓文之名发表。其中，梁效与唐晓文所撰之文，对历史进行了篡改。
王富长登台发言，整个会场顿时静谧无声，所有人的目光都凝聚在他身上，全神贯注地倾听。大家深刻地感受到了问题的重大与紧迫。
王富长曾向我提起，会前他精心撰写了发言稿，并征求了几位同仁的看法，意图汇聚众人的智慧。然而，遗憾的是，并未有人明确表达意见。对此，我们完全可以感同身受，毕竟所涉问题异常敏感。
王富长曝光康生发言稿
王富长发言完毕，胡耀邦随即回应，他语气平和而庄重，言辞之间透露出严谨与审慎，我则全神贯注，将每一字每一句都悉数记录。以下是详细记录——
王富长同志近期提出了一项重要议题，即在发言中指出了康生同志和曹轶欧同志在中央党校任职期间存在的不足与失误，并对此进行了批评。关于党员是否可以对现任和前任领导提出意见，我的看法是，提出意见是允许的。这一立场与我们党的组织原则相契合，也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贯教导相符，同时，也与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期间强调的发扬党内民主、完善政治生活、恢复和传承党的优良传统的要求相一致。在此，我特别强调，在即将召开的整风会议上，希望各位能够就我在领导工作上的不足和错误提出宝贵意见。
首先，务必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提出意见的初衷，在于明确辨别是非曲直。我们必须陈述事实，阐述道理，避免使用虚假之词，更不容许诬陷他人。我们的目标，正是要将混淆了的是非观念予以正本清源。
其次，此类提议仅限于党内会议提出。根据党章规定，党内会议是允许对任何成员进行批评的。在党内会议上提出意见是党员的合法权利，这一权利不容侵犯和剥夺。对于未能出席的同志，他们可以通过与党组织沟通或提交书面材料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我建议将此规定作为本次会议的纪律，不对外泄露，避免私下传播。若进行私下传播，其性质将转变为自由主义，性质有所改变。
然后，仅限于会议发言或撰写书面资料，请避免张贴大幅标语。
最后，针对提出的意见如何实施和具体措施是什么？需如实汇报给华主席及几位副主席，并由他们作出决策。以王富长同志的提议为例，会议简报组可制作本轮会议的首份增刊简报，仅供华主席查阅，不对外发放。在简报正式发布前，发言者可进行多次审阅。我们对此会议及同志们的发言负有责任。
这是我看法。
（郑宏璋主任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提问：该支部是否可以进行讨论？）
胡耀邦：我的看法是，无论是对当前领导还是过往领导，都可以坦诚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耀邦同志的发言立场坚定，明确指出，对康生的批评与揭露乃是一项“关乎重大”的任务。随后，他坚决表态，强调对于类似康生这样的领导层，提出不同意见是合理且必要的。更进一步，他站在党章的立场上阐明：“在党的会议场合，任何人都可接受批评。提出意见于党会，乃合法之举，党员之权利，其不可侵犯，亦不可剥夺。”耀邦同志的发言逻辑严谨，论证充分，语气激昂，彰显出其坚定的政治胆识与坚定的原则立场，为与会同仁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持和激励。
康生禁区被打破。
王富长所揭示的十个问题中，首要问题便直指康生所言中央党校成为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此言实属谬误。这一问题关乎中央党校的核心原则。自整风会议开展以来，与会者已揭露了党校造反派在江青指使下所犯的诸多恶劣行径，然而此问题却未得深入探讨。对党校揭批运动的进一步推进而言，此问题的揭露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王富长所提出的针对康生的十个问题，大多较为具体而微，尚未触及康生问题的关键所在。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在如此庄重的整风会议上，王富长不仅点名康生，而且得到了会议主持者的明确支持，这无疑如同打开了一道闸门，迅速引发了连锁效应。
那年的9月3日，星期六，下午的时光被整风会议继续占据。在会议进程中，发言人持续曝光康生及其夫人曹轶欧的若干问题，并对康生与“四人帮”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深入探讨。至9月7日的整风会议，又有两位同志对康生的问题进行了揭露。议题不仅涉及中央党校的争议，还广泛触及康生的历史背景、理论立场以及其他诸多问题，尤其是他在“文革”期间的表现。
在整风会议上揭露康生的问题，消息迅速传遍全校，工作人员们纷纷表达了强烈的反响，并踊跃参与其中。
四
12月8日，哲学教研室的韩树英、李公天等五位同仁（其中韩、李二位曾参与整风会议），于16楼一层中央楼道墙壁上张贴了揭露康生的小字报，矛头直指所谓的“康老路线”，并指出其与江青“四人帮”的路线如出一辙。韩树英等人的这一行动迅速引发了广泛关注，不久后，更多人纷纷响应，短短时间内，大字报便布满了楼道两侧的墙壁，从一层蔓延至二、三层中间楼道，甚至扩散至三层的会议室（当时党校的学员楼均为三层建筑）。正值党校开学之际，众多师生纷纷前往观看，我也曾多次前往一探究竟。
韩树英等人所撰写的简短文字迅速激起了党校内部人士的强烈共鸣，这充分显示出康生在党校中积累的民怨之深。
中央党校墙上张贴了揭露康生罪行的小字报，这一震撼性的消息迅速传开，在校外引发了轩然大波。
五
揭露康生，是拨乱反正的重要突破。
陈维仁，胡耀邦同志的秘书，曾如此评价：在“揭批查”运动中，耀邦同志最为显著的贡献，莫过于引领全校同仁共同揭开康生的虚伪面具，将这位政治骗子真实面目昭告天下，此举对全国“揭批查”运动的深入推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党校“文革”的症结，根源在于康生。揭露了这头“巨兽”，所有问题便得以一一解开。全国那些直接或间接受到康生操控的单位与部门的问题，亦因此得以顺利解决。（详见《陈维仁文稿选编》第266-267页）
把康生这个“大人物”的真面目揭露出来，显示了胡耀邦的政治勇气，也显示了胡耀邦高超的政治领导艺术。
六
此后，中央党校持续对康生进行揭露，而在中央各机构以及众多地方，对康生的批判与揭露亦日益深入。
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夕，大约是1978年十月，胡耀邦作出决策，着手整理一份因康生被诬陷而遭受迫害的人员名单。这项任务交由陈文斌负责执行。
陈文斌，曾担任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的青年教员。自1977年3月起，他被临时委派至耀邦同志身边担任秘书一职，直至5月陈维仁接任秘书职务。即便如此，耀邦同志依旧留他负责部分文字工作。此后，陈文斌转任冯文彬的秘书。
在《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一书中，收录了陈文斌所撰写的相关文章，
1978年岁末，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夕，耀邦同志嘱托我，依据中央党校提供的揭发材料、造反派头目的笔记，以及中央组织部和中央联络部所供应的资料，对康生所诬陷、迫害的人员进行梳理，需包括他们的姓名、职务、被指名的具体时间和场合，以及所指控的罪名，制成一份详尽的名单，并予以铅印成册，以呈报中央高层。我严谨细致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并亲自前往印刷厂，与工人师傅们一同完成了排版和印刷工作。
随后，耀邦同志透露，康生的问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是以这样的方式被揭露的：耀邦同志将一份康生诬陷干部的名单带至会上，并将其放置于其居所的办公桌上。来访的同志翻阅时，不禁为之震惊，方才明白众多人遭受批斗与迫害的真相，罪魁祸首竟是康生。不少同志是头一次得知自己因康生点名而遭受打击，情绪激愤至极。消息一经传出，与会者均义愤填膺，纷纷要求公开揭露批判康生，为受害的同志们昭雪平反。
11月12日，陈云同志在东北组发言时强调，必须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众多重大问题，以及涉及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得失。他提出，对康生的错误行为应进行批判。
康生点名诬陷名单
在长达十年的“文革”期间，康生于各类场合，对于他意图打倒或清除的个体，轻率地贴上了“叛徒”、“特务”、“走资派”、“里通外国分子”、“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反党”、“反社会主义”以及“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等毫无根据的罪名。名单含603人涉及人员包括：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国务院总理及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及副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及副主席共33位；党的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计58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与第四届政协的常委会成员共93人；中央及国家机关的部长与副部长共91人；中央局、各省、自治区党委书记及副书记、省长及副省长共51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军区级干部共11人。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诞生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康生进行了严格审查。1980年10月16日，党中央正式对外公布康生的罪行，并作出决定，开除其党籍，同时撤除对他的悼念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