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未曾亲临现场，却难以置信地发现，我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九院）院长，被誉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先生，竟曾在如此简陋的住所中居住。客厅面积不过二十平方米，北墙边是一排制作粗陋的书柜；东侧则摆放着一张陈旧的书桌；一部电话机，几把红色人造革材质的折叠椅随意散落其间；地面凹凸不平，每迈一步都伴随着吱吱的声响；暖气片旁的墙壁裸露，壁纸大片剥落；而低矮的天花板上，那些为应对唐山大地震而加固时使用的拉索钢杆，多处已生锈斑斑。
记者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向邓稼先先生的遗像深鞠一躬，以示敬意。随后，他在杨振宁先生曾经坐过的旧沙发上落座，全神贯注地聆听了邓夫人许鹿希教授那动人心弦的叙述。
大姐邓仲先，二姐邓茂先，幼弟邓槜先，长弟邓稼先，依次排列，彰显家中的兄弟情谊。
01
1924年6月25日，邓稼先在安徽省怀宁县白麟坂村一个洋溢着书卷气息的环境中呱呱坠地。他的六世祖邓石如被誉为“清朝金石篆刻之冠”，而祖父邓艺孙在民国元年荣任安徽省的首位教育司长。父亲邓以蛰曾远赴日本和美国深造，归来后长期在清华、北大任教。在这样的家庭熏陶下，邓稼先自幼便沐浴在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之中，对中国古典文学有着深厚的理解和精湛的掌握。在高中一年级时，他已能流利地阅读英文原著小说。
在崇德中学（今31中）那段求学时光中，我有幸与比我高两级的学生杨振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实际上，我们两家早已是世交，情谊深厚。这份友谊的深厚，不仅因为我们同是安徽同乡，更在于杨振宁的父亲扬武之教授与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教授都在清华园授课，那时的他们同在一片园地。邓稼先亲切地称呼杨振宁为“杨大头”，这不仅是因为他年幼却乐于助人，更因为他身上所散发的领袖风范。而杨振宁则以“邓老憨”戏称邓稼先，以此来凸显他忠厚老实的个性。自那时起，他们的友情如同春水般潺潺不息，历经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长河。
杨振宁、邓稼先
“稼先啊，今后你要全身心地投入到科学的学习之中，切勿重蹈我旧辙，专攻文学。学习科学对国家益处良多！”父亲的这一番教诲，为邓稼先一生的奋斗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1940年的酷暑伊始，邓稼先及其同仁们自京城启程，踏上了南下的征程。次年金秋，他如愿以偿地进入了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并领取了学号A4795。西南联大，成立于1937年，因战事南迁，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联合创建而成，是一所高等学府。尽管昆明的生活条件颇为简陋，但西南联大在文理科领域汇聚了众多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教授。物理系尤为璀璨，叶企荪、吴有训、赵忠尧、周培源、王竹溪等，均为国际知名的科学发展巨擘。而邓稼先的姐夫，郑华炽教授，亦在这所大学的物理系担任教职。
“千年之耻，终将得以洗刷；复兴大业，需英才辈出。”朱光亚、屠守锷等两弹功勋，他们均曾是联大的杰出毕业生。
1946年，邓稼先重返北平，彼时他刚刚在昆明结束了一段中学教书的生涯，且在大学毕业后不久，便在北大物理系担任了助教的职务。初入职场，他利用第一个月的薪资为父母购置了两坛上等茅台酒以及两条高档香烟。与此同时，我正在北京大学医学院求学，邓稼先教授的物理课程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也因此与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实际上，我们两家之间有着悠长的渊源。多年前，我的父亲许德衍——五四运动期间的一位杰出学生领袖，后来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曾访问过邓家，他对邓稼先的印象尤为深刻。
1947年，邓稼先终于如愿以偿，获得了远赴美国深造的宝贵机会。在杨振宁教授的大力协助下，他顺利地获得了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的物理博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同年，邓稼先与杨振宁的胞弟杨振平（当时就读于布朗大学）并肩，一同踏上了“哥顿将军”号轮船，开始了他们赴美的旅程。在普渡大学，德尔哈尔教授成为了他的指导老师。邓稼先的研究课题是“氘核的光致蜕变”，这一领域在当时的理论核物理领域中处于前沿地位。在异国求学的日子里，他勤奋刻苦，学业成绩突飞猛进，各科成绩均保持在85分以上，不仅赢得了奖学金，也改善了原先的经济困境。1949年的暑假，邓稼先前往芝加哥大学拜访杨振宁，在那里的时光对他而言既难忘又快乐。
经过23个月的辛勤耕耘，1950年8月20日，邓稼先荣获了博士学位。此刻，新中国已经成立，而朝鲜战争的战火也即将燃起。凭借其卓越的政治敏锐度，邓稼先深刻认识到，这正是他回国报效祖国的绝佳时机，稍有不慎，便可能错过这一难得的机遇。同年6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旨在禁止所有在美国取得理工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返回祖国。邓稼先巧妙地把握住了美国参众两院表决之间的短暂空档，于8月29日搭乘“威尔逊总统”号客轮，从洛杉矶起航，开始了归国的航程（先抵达香港，再转至广州）。
1953年，我奉中国科学院原子能所之命，与邓稼先喜结连理。自此，女儿典典与儿子平平的相继降临，为我们的家庭生活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宁静与幸福。在事业的道路上，邓稼先为新中国核理论研究的拓荒贡献了举世瞩目的力量，发表了众多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每个周末，我们携手漫步于公园，邓稼先尤其钟爱京剧，我们一同欣赏了裘盛戎、关肃霜、杜近芳等京剧泰斗的精湛表演。同时，苏联芭蕾舞大师乌兰诺娃的演出也赢得了我们的喜爱。然而，这份宁静的美好在1958年的夏日被无情地打破。
02
1958年酷暑盛夏，核工业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掌门人钱三强将邓稼先邀至办公室，“邓，我国即将启动一项重大项目，拟命你负责此项工作，你的意见如何？”邓稼先心中立刻浮现出原子弹的影子，不禁自问：“我能否胜任这一重任？”钱三强详细阐述了任务的关键性及具体职责后，尽管邓稼先内心犹疑，他还是坚定地接受了这份荣耀的使命。
1958年，肩负起研制原子弹的重任，邓稼先先生在告别亲人之时，留下了一段难以忘怀的温馨回忆。
“我将把余生投入到这场未知的使命中。若能实现这一壮志，我此生便无遗憾，哪怕付出生命，亦将毫无怨言。”
“请放心，我会全力支持你！”那晚，微风轻柔地拂过我们的脸颊，月光如流水般洒满四周，我们静静地相依而眠，共度了一个关于家庭与国家未来的漫漫无眠之夜。
自1958年8月起，邓稼先便肩负起二机部九院（亦称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主任的重任，此后更晋升为院长，全面负责原子弹的理论研发工作。
邓稼先虽然在核物理理论方面拥有坚实的学术基础，但对于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则显得相对陌生。历经无数个辗转反侧的不眠之夜，他深思熟虑，广泛搜集资料，并吸纳了同仁们的宝贵意见，最终将中子物理、流体力学以及高温高压物质性质这三个领域确定为攻关重点。这一决策为原子弹的理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邓稼先初涉科研领域时，肩负的任务便是向苏联专家学习，力求深入领会并熟练操作他们承诺提供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同时翻译大量俄文资料。然而，1959年6月20日，苏联单方面宣布拒绝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紧接着，在8月份，他们撤回了所有专家，并带走了所有资料。苏方甚至发出威胁：“没有我们的支持，中国即便20年也无法研制出原子弹。”随着“洋拐棍”的消失，邓稼先及其团队在高粱地里用石头堆砌而成的原子弹模型仓库也随之失去了意义。1959年7月，周恩来总理向二机部部长宋任穷传达了中央的决策：必须自力更生，从零开始，力争在8年内成功研制出原子弹！
研发原子弹的初始阶段，关键在于构建其理论模型，而这模型的构建又离不开庞大的数据计算。在那个时代，邓稼先及其团队所掌握的计算工具极为有限，仅拥有一台苏联制造的乌拉尔计算机，其运算能力仅限于每秒一万次，再加上几台电动和手摇计算器，以及祖先传下来的算盘。在邓稼先的带领下，理论部门的年轻科研人员们不懈努力，夜以继日地投入到繁重的数据计算工作中。
我国成功研制的首颗原子弹，选取了铀235作为核心原料，并创新性地采用了内爆式引爆技术，这在技术层面上已明显超越了美苏等国当时的第一代原子弹。
在那个艰难的时日，理论部的年轻学子们饥肠辘辘。邓稼先便匠心独运，运用了我父亲所赐的粮票——得益于许德衍先生作为知名民主人士所享有的特殊礼遇——在街头购得饼干，以此慰藉他那些年轻的同窗们。
原子弹的理论设计阶段宣告完成，如同掌握了精确的施工蓝图，接下来的试制工作便进入了决定性的关键时期。1962年年底，中央政府设立了专门的委员会，负责对试制工作实施统一的指导和协调。尽管彼时物质条件尚显紧张，但民众的精神风貌和奋斗激情却攀升至前所未有的新高度。1964年10月16日下午，蕴含特殊象征意义的代号为“596”（指代苏联毁约之日的符号）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实现了爆炸。
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分列右侧中央，而邓稼先则居中而立。
试验前夕，邓稼先遵照张爱萍将军的召唤，与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等三位知名科学家同乘专机抵达试验基地。待核试验准备工作就绪，有人向他提出疑问：“邓老，这样做真的稳妥吗？”此刻，邓稼先深刻体会到了肩负的重任，却只是平静地回应：“所有该考虑的，我都已深思熟虑。”（即便时至今日回忆起这段经历，他的神色依旧庄重）。目睹自己辛勤耕耘的成果，他激动万分，热泪盈眶。
聂荣臻、张爱萍、邓稼先
在成功实现原子弹理论设计的壮举之后，邓稼先紧随聂帅的教诲，率九院理论部的同仁们投身于氢弹设计理论的攻坚研究中。虽然原子弹与氢弹同属核武器范畴，但它们的原理却截然不同。原子弹的能量来源于铀或钚原子核的裂变，而氢弹则通过利用氢的同位素——氘和氚，在极高温度和压力下引发的聚变反应，释放出惊人的能量。这种聚变反应的进行，需要高达数千万度的极端高温和压力环境，而这般环境仅能在原子弹爆炸的刹那间实现。因此，原子弹被比喻为氢弹启动的“引线”。
肩负重任，邓稼先与于敏即刻投身于繁忙的工作之中。在他们同行的行列中，于敏院士与邓稼先并肩作战的岁月最为悠长。邓稼先担纲理论部主任之任，而于敏则出任副主任，二者在职业生涯的长河中，配合得宛如孪生，默契无比。邓稼先体型丰硕，而于敏却早早加入了脱发一族，因此，人们常以“一体双脑”来形容他们这一对胖与秃的搭档。经过辛勤耕耘，他们声名鹊起！鉴于氢弹研发的复杂性，所需的理论计算数据量急剧膨胀，传统的手摇和电动计算工具已难以满足这一迫切需求。
昔日，我国疆域内仅有两台计算机的运算速度能达每秒五万次，分别落户于中国科学院计算研究所与上海华东计算所。邓稼先凭借个人及团队的智慧，精心谋策，制定出多套方案，并逐一付诸实践。1965年9月，于敏抵达上海，依托当地的计算机设施，历经近百日的艰苦努力，终于成功构建了从理论原理至结构设计的氢弹方案。
京城的紧急消息促使邓稼先立刻启程，奔赴上海，与于敏等同仁携手并肩，共同攻克一道道难关，不分昼夜，未曾有丝毫懈怠。当夜幕低垂，他甚至在机房的地板上稍作休憩。在全体同仁的齐心协力下，我们终于拟定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并及时呈报给了二机部。刘西尧副部长迅速作出决策，即刻启动了冷试验程序。在一系列冷试验的基础上，我们成功进行了两次包含热核材料的试验，这一系列成就有力地验证了邓稼先团队所提出的氢弹理论的精确无误。
恰逢氢弹研发工作步入至关重要的阶段，全国范围内“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如潮水般涌来。钱三强、王淦昌、周光召等众多投身于核武器研究的科学家们，不可避免地遭遇了冲击。我们亦未能幸免于难，我在医学院承受了批斗的苦难，邓稼先则被迫持续撰写检查，家门之上更是被涂抹上了大量散发着尿臊味的乌黑煤渣。
邓稼先内心的痛苦，深沉得难以用言语形容。他最为崇敬的姐姐，也是他自幼至长最慈祥的亲人，因爱人的冤屈而无法承受沉重的打击，在家中的厨房“意外”离世。面对这惨不忍睹的打击，邓稼先痛不欲生，然而泪水早已干涸。他日复一日地默默前行，将身心完全投入工作之中。回首往昔，他并非未曾想过倾诉心声，然而内心的恐惧，使他不敢发出任何声响。在那个“风刀霜剑严相逼”的年代，任何言语的失误都可能招致杀身之祸。
对于邓稼先而言，这样的思考显得尤为沉重。他深刻认识到，自己肩负着对家庭乃至整个国家的重任，绝不能因言语上的疏忽，导致国家核武器研发遭受无法挽回的损失。
彼时，他心头萦绕的，唯有对周恩来总理教诲的铭记与践行：“我们必须赶在法国人之前，成功研制出氢弹！”
当时，两派间的激烈争执导致了工作协调与衔接上的诸多挑战。以机载计算为例，面临的困境尤为棘手。那时的计算机主要依靠电子管技术，体积庞大，几乎占据了一整间房屋的空间。从预热启动至正常运作，需要耗费整整24小时的时间。因此，一旦启动，便难以停歇，即便整日处于空转状态，所消耗的电力也高达数百千瓦时，这在当时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收入，实乃高昂之极。
每当争执陷入僵局，一方暂时停歇而另一方却未及时接过接力棒之际，我们便不得不在夜深人静时拨通邓稼先的电话：老邓啊，接班的人尚未就位，机器只能停滞或是空转。每逢此境，邓稼先总是迅疾套上外衣，起身出门，赶赴接班同事的岗位。他静立于门外，耐心劝慰，不断强调要以国家利益为重，务必要尽快完成周总理的嘱托……
正因此，才有英雄豪杰毅然决然地站了出来，他们常常说：“我们之所以勇往直前，全赖老邓的盛誉！”正是由于邓稼先等无数身处逆境仍坚守国家事业阵地的科学家们不屈不挠的奋斗，以及全国各单位的齐心协力，1967年6月17日，我国首颗氢弹成功爆炸升空，震撼了世界。
1967年6月17日，我国在核武器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成功引爆了首枚氢弹。
最初，这款氢弹的设计编号被赋予“1100”的标识，其整体重量高达一吨，预估的爆炸当量可匹敌100万吨TNT。但实际爆炸威力竟激增至330万吨，显著超出了原先的预期。当我国氢弹试验成功的喜讯传至法国时，时任总统戴高乐即刻于爱丽舍宫召集负责氢弹试验的团队，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原子弹与氢弹的成功试验，并未能平息对邓稼先及其同仁所遭遇的不公正指责。1971年，他与于敏、钱晋、胡思得等众多两弹元勋被召集至青海的221基地参与学习班。他们因在小型试验中未能实现既定的中子计数目标（事后证实为测试技术上的失误）而受到责难，此后便陷入了持续不断的批判与过分夸大的审查之中。
精通英语者可能被视为英美情报人员，而精通俄语者常被疑为苏联间谍……邓稼先精通英、德、俄三语，这难道暗示他成了某国的间谍？若王淦昌通晓六种语言，那他将何等非凡？随着批判的升级，知名的高能炸药专家钱晋在折磨中不幸去世，邓稼先的处境变得愈发危险。
在1986年的岁末，邓稼先在生命的终章，与杨振宁于医院中共同定格了那份弥足珍贵的合影。
头发蓬乱不堪，脸上布满污渍，身着一件磨损的灰色军装，脚下踏着一双沾满尘埃的旧式解放鞋。
邓稼先与杨振宁两位先生相会，交谈间气氛融洽。但每当杨先生提及邓稼先的工作地点，邓稼先总是简略地以“京外单位”一笔带过，这样的回答不禁让杨振宁心生疑惑。回想起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美国方面曾宣称邓稼先是该项目的核心领导人之一，却又同时散布谣言，称一名名叫寒春的美国人为中国制造原子弹提供了协助，这个疑问便始终萦绕在杨振宁的脑海之中。
在上海航班的行程中，他悄声将邓稼先带到一边，低声询问：“我国原子弹的研制，是否得到了美国的支援？”邓稼先以其一贯的严谨组织和严格的保密作风回应杨振宁：“我们先登机，关于这个问题，待会儿我会向你详述。”在我家中，当时有一项规定禁止学生接待访客，虽然这让我们感到遗憾，但也引发了一些人的抱怨。
在续讲一段往事时，我提到了原子弹试验的成就。紧接着，钱三强教授的指导者，知名的物理学家严济慈先生到访我家。我的父亲许德珩不禁好奇询问：“究竟是谁具备这样的能力，能研发出原子弹？”严老以风趣的语气回应：“这还用问？去问问你的女婿就知道了。”“我的女婿，邓稼先？”父亲这才恍然大悟。
邓稼先自机场归来，即刻向组织报告了相关情况。周总理闻讯后，立刻下达了严令：务必明确告知杨振宁先生，我国原子弹与氢弹的研发成果，全然是我国科研工作者独立取得的，其中并无任何外籍人士的介入。
在1971年的那个年代，邓稼先先生亲笔给杨振宁先生寄出了一封充满深情的信件。在信中，他满怀自豪之情，向杨先生娓娓道来我国原子弹研发的历程。自初期苏联专家提供有限的援助之后，我国的科研人员便凭借卓越的智慧和坚韧不拔的努力，实现了原子弹的自主研发，并最终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喜讯传来，杨振宁先生激动不已，热泪盈眶。彼时，他受上海市之邀，出席了一场专为他的告别晚宴。作为尊贵的嘉宾，他不得不前往洗手间稍作整理。此后，杨振宁先生屡次返回祖国探望邓稼先，并在美国购得尚未对外公开的新型抗癌药物——白芥素，特地委托中国驻美大使韩叙将此药转交给邓稼先，以助其疗病。
当然，邓稼先先生对杨振宁在学术界的卓越贡献给予了极高的赞誉，他不止一次地强调指出：杨振宁所提出的“规范场理论”，其重要性堪比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其影响力之深远更是超过了那使杨振宁荣获诺贝尔奖的“宇称不守恒定律”。邓稼先先生的离世让人痛心疾首，然而杨振宁先生发来的唁电，却让我重新找到了面对生活的勇气。
随着老人话语的渐渐落幕，他的眼眶中渐渐泛起了泪光。记者敏锐地捕捉到，这不仅仅是对已故亲人的深切哀思，更是对至交好友的由衷感激之情。
03
文革落幕之后，我国的政治经济版图迎来了全面性的转机，科学领域也沉浸在春光的温暖之中。邓稼先以更加充沛的精力与无比的热情投身于核武器小型化以及第三代核武器的研发工作。到了1984年年底，他亲自参与并指导了中子弹原理的核试验（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直至上世纪90年代末才对外公开这一信息：实际上，早在80年代，我国就已经掌握了中子弹技术）。这也成为了他人生中最后一次亲自踏足试验现场的经历。
1979年，邓稼先先生立足于新疆核试验基地广袤的戈壁滩上，彼时，左侧的景致尽收眼底。
邓稼先不幸在盛年之际离世，享年62岁。正当他如众多科学家一般，既拥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又积累了丰富的团队领导经验，正处于事业的高峰期，却未能见证这一时刻的到来。悲剧于1979年的一次核试验中降临，当倒计时结束时，天际并未出现预期的蘑菇云。在防化兵的搜寻一无所获后，邓稼先毅然决然地选择亲自深入现场，寻求真相。国防科工委主任陈彬曾竭力劝阻他：“老邓，你不能去，你的生命比我更为宝贵！”然而，邓稼先对科研事业的执着和对责任的忠诚，让他毫不犹豫地踏上了这条充满生命危险的道路。
抵达现场后，他示意同袍暂且退至一侧，而自己则俯身细致地搜寻。终于，他发现了那些散落的弹片——它们原本是因降落伞未能成功展开，导致核弹在戈壁滩的砾石上炸裂成片的遗骸。就在那一刹那，邓稼先似乎丧失了所有的理智，他轻柔地用手捧起了那些充满强烈放射性的碎片。数日后，当他重返北京并在医院接受检查时，检查结果显示他的尿液放射性显著超标，其他各项指标亦未达标。
“非也，邓稼先并非此类人物！”追溯至1985年的岁末，邓稼先因直肠癌在301医院接受了手术治疗。彼时，已步入古稀之年的张爱萍上将，在手术室外静静地守候了五个小时，直至手术圆满结束。然而，不幸的是，癌细胞已广泛扩散，医院的最终诊断显示其预后不容乐观。
自踏入医院的那一刻起，直至1986年7月29日生命之火的熄灭，邓稼先心中最重大的使命，便是向中央呈上一份关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医院，成为了他战斗的阵地，案头堆砌着高达近一米的文件与资料。他频繁与九院的同仁通过电话交流，或是面对面地深入探讨。尽管剧痛让他无法平卧，只能坐在一个橡皮圈上，额头上不断滚落着黄豆般的汗珠，我强忍着泪水，站在他身旁，轻柔地为他擦拭这些汗珠。
“希希（邓稼先与同仁皆以此昵称称呼我），这些文件的珍贵，实在超越了你的生命价值！”事后的检验证明，若非严格依照《建议书》中所阐述的方针进行操作，我们数年辛勤积累的核武器研究成果险些付诸东流，给国家造成了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
《建议书》被誉为邓稼先在成功研发原子弹、氢弹及第三代核武器之后，攀登的又一高峰。
现今，社会上不乏部分人沉迷于对金钱的追求，急功近利，他们质疑邓稼先等人的贡献：“若当年将投入‘两弹一星’的巨额资金用于发展彩电、汽车生产线，我国的生活水平恐怕早已迈向现代化。”然而，我要明确指出，这种看法纯属误判！
毛主席曾郑重指出：“我国必须拥有原子弹，唯有如此，方能在这个世界上挺身而出，免遭他人欺凌，此乃关乎国家安危的关键所在，绝不可有丝毫缺失。”小平同志亦明确表示：“若我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未能启动原子弹、氢弹及人造卫星的研发，那么今日之我国或许难以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金钱或许能购买彩电、汽车，却无法买到国防现代化的坚实力量。”
若非在极为严苛的困境中成功研制出“两弹一星”，我国恐至今未能实现这一伟大壮举。与朝鲜、伊朗的情形形成鲜明对照。显而易见，拥核并非为了率先动用，而是作为威慑之工具。唯有掌握这一致命武器，方能令那些意图挑衅我国的敌对国家和势力心生忌惮，进而三思而后行。
邓稼先将毕生心血倾注于国家的核事业，然而，他的内心却并非坚如磐石。对于父母、对我以及孩子，他怀揣着深沉而真挚的情感。
十四岁的小女儿前往内蒙古乌兰特前旗投身于劳动队伍，日复一日地承担着艰巨的体力劳作，饮食条件也相当艰苦。邓稼先对她关怀备至，每当他从新疆的核基地返回，总是毫不犹豫地选择绕道内蒙古，专程探望她，并慷慨地赠送自己珍爱的罐头与食物。
高考恢复之初，邓稼先仅用短短三个月便迅速将女儿的物理知识从一无所知提升至高考所需的水平。终于，在那一天，她与弟弟一同喜出望外地接到了大学录取的通知书。
邓稼先先生离世后，党和政府对他的贡献给予了崇高的敬意和荣誉。我想，在深不见底的九泉之下，他定然感到心满意足，因为他深知，自己的一生，尽数倾注于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之中……
后记
随着许鹿希教授的发言落下帷幕，记者再次环视四周。这间设施颇为简陋的客厅，激起了他内心深处的波澜，情感如同潮水般汹涌。然而，他似乎难以寻觅到恰当的词汇来准确表达那份激动，唯有“邓稼先，民族伟大的英雄”这一念头，在他脑海中反复回响，经久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