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在北京跑了三年外卖的美团骑手老张，最近盯着手机里的养老保险补贴通知算了一笔账：平台补贴一半，自己每月掏300多元，连续缴15年，退休后每月能领1000多块。 “这笔钱现在看是负担，可想想六十岁后还能有份收入，心里踏实不少。 ”老张的犹豫折射出两亿灵活就业者的共同焦虑——眼前的收入要养家，未来的保障不敢放，但“全民强制”的传言却让他们慌了神。
所谓“9月1日起全民必须参保”的消息，源于最高法8月发布的一则劳动争议司法解释。 其中明确“员工自愿放弃社保的协议无效”，却被部分自媒体包装成“覆盖所有人的社保新政”，甚至衍生出“不缴社保就冻结账户”“企业违规直接吊销执照”的谣言。 这种误读迅速引爆网络，小企业主抱怨成本压垮经营，外卖骑手担忧收入锐减，兼职宝妈恐慌失去工作机会。
翻开法律条文会发现，社保的强制性并非新鲜事。 早在1995年实施的《劳动法》就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为职工缴纳社保，2011年《社会保险法》进一步细化规则。 最高法此次只是堵住了一个漏洞：企业不能再通过让员工签“自愿放弃书”来逃避责任，劳动者离职时若发现未参保，可依法索要赔偿。 但政策矛头始终指向有正式劳动关系的职工，绝非覆盖全民。
真正受该政策直接影响的是企业雇佣的4.29亿职工。 而对全国1.79亿个体户、8400万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者，政策依旧保留自愿参保原则。 比如浙江的淘宝店主小王，至今仍在自主选择职工养老保险的缴费档次；河南农村的李大妈继续按年缴200元城乡居民养老金，政府同步补贴80元。 所谓“全民强制”，实为夸大其词。
灵活就业群体面临的是另一重现实困境。 北京一名众包骑手遭遇车祸腿骨骨折，因未参保工伤险，三个月无法接单还要自付3万元医药费。 他的遭遇并非个例：调研显示超三分之一骑手在平台干不满半年，跨省流动频繁，而社保转移手续复杂，许多人干脆断缴。 对他们而言，最迫切的需求不是“被强制”，而是“能便捷参保”和“敢持续缴费”。
制度设计滞后加剧了参保矛盾。 当前政策下，外卖员、网红等灵活就业者大多只能参加养老和医保两项。 但实际工作中，骑手交通事故率是普通上班族的3倍，却因与平台属“合作关系”而非雇佣关系，被传统工伤保险拒之门外。 有快递站点超半数员工处于“零保障”状态，职业风险完全自担。
参保成本也是现实门槛。 一名月入6000元的骑手，若按职工标准全额缴纳五险一金，每月需支出约1600元，占收入近三成。 北大国发院调研显示，仅不到一成的零工群体能承受现行缴费比例。 更普遍的选择是“保当下”：超过90%的骑手在老家参保每年数百元的新农合，先解决看病报销问题。
政策弹性正试图弥合理想与现实。 2025年人社部取消灵活就业者参保户籍限制，外卖员在送餐城市也能办社保；全国社保平台开通“跨省转移”功能，手机点几下就能续缴。 某平台推出“职业伤害险”，每单扣0.05元，骑手猝死最高可获50万赔付。 这些举措让保障更贴近零工经济的流动性特点。
企业也在探索多元模式。 京东采用传统方案：与15万全职骑手签订劳动合同，兜底五险一金；美团则走“轻量路线”：骑手自愿缴养老保险，平台补贴一半费用，工伤险由企业全额承担，推广至17省市。 不同模式对应不同用工形态——前者适合稳定就业，后者适配流动性强的众包零工。
回看社保改革历程，“渐进式”是贯穿始终的逻辑。 工伤保险从1980年代沿海试点，到2022年纳入外卖骑手职业伤害保障，再到2025年底计划全国推广，用了近四十年；养老保险从城镇职工扩展到城乡居民，也历经多轮试点调整。 这种“小步快跑”策略，本质上是在庞大人口基数与复杂就业形态中寻找平衡点。
当前社保体系已覆盖全球最大人群——10.71亿人有养老保险，13.26亿人有医保。 但结构差异明显：完整缴纳五险的职工仅2.46亿，多为国企和大型企业员工；公积金实缴人数1.76亿，占就业人口不到四分之一。 提升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的参保率，远比追求“全民强制”更紧迫。
对政策制定者而言，核心命题始终是“保基本”与“可持续”的兼顾。 人社部门曾明确表态：改革需“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既不能该保障的不保障，也不能超越发展阶段搞过度福利。 当务之急是解决灵活就业者“参不起、接不上、保不全”的痛点，而非制造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