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战役失利，疑因两位将领与李先念意见不合？毛泽东连次罢免两位将领，亦难挽败局。
1946年6月23日，毛主席在答复中原局的请示电文之际，内心焦虑至极，以至于茶饭不思。尽管在表述上他力求克制，但反复提及“生存”与“团结”等关键词，仍足以显现出当时局势的紧迫与严峻。
除非万般无奈，主席断不会如此克制自身情感。
他绝未料及，六万余人的部队被困于敌方三十万大军所包围的不足百里方圆之地，面临着全军覆灭的巨大威胁。然而，中原局却在此关键时刻犹豫不决，争执不断，缺乏决断与勇气，屡次来电询问是否应该突围，以及应向何方突围。
指挥若存犹豫，一味依赖请示以定战事，乃兵家之大忌。毛主席最为忧虑之事，便是当年皖南之役的惨痛教训，恐在中原之地再次上演。
中原军区虽汇聚众多名将，却为何显得涣散无序，在关键决策时频繁迷失方向？究竟是怎样的误判，导致了局势恶化至无法逆转的境地？
李先念“不敢做主”。
事实上，自国共两党展开和平谈判以来，毛主席便对国家局势作出了精确的预测。他预见到，在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其他解放区域或许能够争取到一段暂时的和平时光，而中原解放区却难以实现这一愿景，唯有坚定不移地备战，方能确保其生存与发展。
自古以来，中原便为兵家所争之地，更位于蒋军统治的核心区域。四面环敌，一旦战事爆发，不仅进退两难，军事压力亦不容小觑。更遑论一旦交通线被切断，粮草供应将中断，无需真枪实弹，部队便将因缺粮断水而陷入绝境。
仅从军事层面考量，中原之地难以坚守，亦无守卫之必要。然而，着眼于全国战略格局，若欲贯彻落实“向北拓展，向南抵御”的战略部署，南方势必要保留数支精锐部队，以此牵制敌军主力，进而延长其北上的步伐。
毛主席彼时的抉择，一为华中地区的粟裕，另一则为中原战场的李先念。
无需赘言，粟裕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领导红十军团仅剩的800余众在怀玉山成功突围，并在浙南地区坚持了三年的游击战。他更是在抗日战争中培育出了战斗力极强的新四军第一师，当之无愧的军事奇才。
李先念，作为昔日红四方面军的杰出代表，在河西之战的危急关头挺身而出，率领着仅有400人的队伍，跨越了险峻的祁连山天险。他们在冰封雪锁的山路上艰难跋涉了47个日夜，行程达740公里，成功保存了西路军的核心力量。对于中国革命事业，他立下了赫赫战功。
此二人，在毛主席心中被视为能够缔造军事奇观的非凡之才。
粟裕与李先念，同受一指令之约，然而，他们在后续的决策上，却呈现出了鲜明的差异。
粟裕意志坚如磐石，即刻便指挥苏浙军区部队发起了主动攻势，对周边负隅顽抗的日伪军予以重创，迅速恢复县城控制，逐步壮大自身实力。与此同时，他亦积极参与华中军区的组建，大力开展军事训练，为后续战争积蓄了坚实的力量。
首先，鉴于四面受敌、地形严峻的战场形势，我方主动倡议，指挥主力部队实施战略转移，旨在创立新的战略根据地。
其次，面对调集主力部队北上支援山东和华北的命令，我方据理力争，坚决主张部队虽可抽调，但不宜破坏原有编制，否则将极大削弱战斗力。
自始至终，粟裕对于和平抱持着坚定的现实态度，正是基于这种清醒的认识，他敢于战斗，敢于发声，一旦把握住战争的主导权，他愿意毅然决然地承担风险。历史验证了，若无粟裕那超前的战略眼光，以及他主动调整、保留部队结构的策略，苏中战役中那场七战七捷的“奇迹之战”便难以成为现实。
相较之下，战场上的粟裕与负责中原军事的李先念，其表现似乎略显沉寂。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他所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在执行任务时，往往囿于上级的指令，缺乏自主性，且执行效率显著降低。
起初，在接管日军投降事宜时，由于部队分布过于广泛，且遭受蒋介石军队的牵制，导致行动进展迟缓，成效甚微。未能有效接收俘虏和武器，局势因而难以打开。
继而，察觉到蒋军四面合围的苗头，我们未能独立作出判断，盲目遵从上级的命令，结果导致周边重要城市与交通要道相继落入敌手，经济与粮食资源被彻底封锁，我军补给线陷入严重困境。
中原陷入困境，尽管其根本原因在于外部环境的制约，然而作为军事指挥的最高负责人，李先念在整场危机中，未能显现出解决问题的果断决心，从而导致在诸多关键时刻失去了主动权。
素有决断力之名的李先念，究竟在何种关头会显得犹豫不决？
归根结底，李先念的无奈，往往源于他本身无法左右局势，他在中原之地，本就仿佛是在强推鸭子上架。
起初，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由于仅争取到了三个师的编制，干部们普遍面临官职下调三级之困。然而，当轮到李先念时，这一规定却出现了反转。他身为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并且是从西路军归来，因此他的官职直接从军政委降至营长，降幅竟高达六级。
幸而，毛主席在一次询问他的近况时，得知李先念仅被委以营长之职，不禁感到惊讶。于是，毛主席特地将他召见，深入了解情况，并最终亲自任命，将他提升为旅级干部，并派遣至高敬亭领导的新四军第四支队担任参谋长一职。
高敬亭与李先念堪称久经考验的合作伙伴，而第四支队亦曾是红四方面军坚守鄂豫皖苏区的精锐之师。李先念重返中原故土，恰似鱼翔浅底，倍感自在。
1939年伊始，他再次受命，率领160余人的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挺进豫鄂边区。在此，他与当地散布的部队实现了会合，经过扩军整编，最终成功组建了新四军第五师。
伴随着部队的日益扩充，李先念亦遭遇了诸多困扰。一方面，自高敬亭英勇牺牲，李先念在军事指挥上失去了坚实的支撑，独木难支。另一方面，毛主席接连派遣三位杰出人才予以协助，尽管这三位均非等闲之辈，却与李先念在风格和理念上存在较大差异，甚至有悖于预期效果。
二、毛主席撤两将救场
首位是郑位三，5师政委。
此人为知识分子出身，早在1925年便投身革命，成为黄麻起义的核心领导者之一。他随红25军坚守鄂豫皖根据地，享有极高的声望，被誉为“位老”。
郑位三莅临五师，肩负着重要使命。彼时，五师发展迅猛，队伍构成亦相对复杂，亟需进行整顿与规范。正因如此，郑位三在师部的话语权颇为显赫，即便是资历较浅的李先念，在面对他时，也不免显得有些拘谨与小心翼翼。
在解放战争爆发前夕，郑位三提出将中原地区的部队汇聚一堂，实施统一指挥。毛主席对此表示赞同，并下令徐向前前来负责全局工作。在徐向前抵达之前，郑位三暂代书记一职。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徐向前未能如期赴任，因此中原地区的最高领导权实际上落在了郑位三手中。
除了资历深厚的郑位三之外，尚有两位与李先念旗鼓相当的人物，分别是王震与王树声。
1945年十月，王震所率的八路军359旅，与王树声指挥下的河南军区部队，遵命迁移至桐柏山区，与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实现汇合。此次三军齐聚，不仅彰显了中原军事力量的强势联合，亦在形势紧迫之际，成为了一种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计。
359旅自延安启程，原计划前往湘中开辟根据地，然而，漫长的行军途中，部队与后方失去联系，面临蒋介石军队的围追堵截，几乎日日处于战斗状态，导致人员损失惨重，不得已只得折返中原。河南军区的部队亦面临同样境遇，长时间被蒋军包围，唯一的出路便是与5师汇合。
如此，三大主力部队成功会师，总兵力约达六万之众，声势之浩大无与伦比。然而，随之而来的问题亦不容忽视：三位司令，谁主沉浮？
若以资历排序，李先念无疑应是首批被考虑淘汰的对象。
王震，一位在创建湘赣革命根据地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的杰出老将，红军时期曾担任红二、六军团的政委，其职位始终高于李先念一级。至于王树声，其声望更是不言而喻，作为红四方面军的副总指挥，他更是李先念的启蒙之师，一手将其培养成才。
总之，在中原四将的排名中，李先念位居末席，而郑位三、王震、王树声三位则稳居其上，各有所长。
毛主席的选择出乎意料。
中原局成立之初，郑位三同志担任书记一职，而中原军区则由李先念同志出任司令，郑位三同志担任政治委员，王树声同志担任副司令，王震同志则身兼副司令与参谋长两职。
毛主席之所以选定李先念担任军事领域的领军人物，自有其深远的考量与独到的见解。
首先，在三支部队中，李先念指挥的第五师兵力最为雄厚，其人数约占全军总员的三分之二。
其次，在中原地区，李先念占据主导地位，而二王则处于客席。遵循主人的意愿，客人的言行更具说服力。
第三，就综合能力而言，尤其是组织协调能力，李先念明显胜过二王。
毛主席的临场应对堪称及时且充满魄力，他直接将两位司令撤换，确立了李先念的一元核心地位。这显然是为了确保内部团结稳定，而后方能对外形成统一战线。
即便毛主席亲自给予支持，李先念担任司令一职的过程亦非一帆风顺，未能完全如他所愿。
一方面，尽管王震、王树声均为资深革命者，心怀公义，恪遵毛主席的指导，遵从李先念的调度，然而从李先念的立场来看，尽管三支部队已合并编制，但由于磨合期尚短，大多数情况下仍旧各自为政，难以凝聚成一股合力，他在全局指挥上顾虑重重。
另一方面，在军事领域，李先念亦难以独撑濒临崩溃的中原战局。谈及军事才能，他出身木匠，未曾接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入军较晚，初入军旅时身着长衫，连基本的行军队列都难以掌握。尽管他在战场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相较于实战，其军事经验仍有不足之处。
李先念亟需一位军事上的得力助手，而郑位三则专长政工工作；王震曾在南泥湾领队垦荒两年，后勤保障方面堪称能手，然而久未置身沙场；王树声则以枪法精湛著称，勇猛异常，但在独立指挥作战的战绩上，自长征以来，相较于李先念，他略显不足。
内部人心不稳，外部敌势逼人，内患外忧交织，中原的局势最终滑向了无法逆转的深渊。
三、中原突围
正如毛主席所预见，尽管国共双方正处于和谈的进程中，然而蒋军在中原地区的军事攻势却愈发猖獗，中原军区被迫退守于桐柏山区，其局势变得极为微妙。
此阶段，李先念面临两项选择：首先，我们必须坚决贯彻上级的指令，通过几场精彩的胜利来打开战局，为华北和华东的作战提供有力的支援；其次，我们需确保自身力量的保存，先将部队转移至安全地带，之后再制定长远的战略规划。
面对生死攸关的抉择，李先念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前者。紧接着，中原军区发起了桐柏战役。然而，由于主力部队各自为战，缺乏有效的协同，战役效果不尽如人意，原本旨在歼灭敌人的战斗演变成了消耗战。
迫于无奈，李先念与郑位三不得不联名致信毛主席，函称：
“与华北地区的协同至关重要，然而，考虑到巨大的伤亡和人员减员，若继续坚持，无疑将带来更多不利。”
战局不利，疆域大幅缩减，已基本丧失了自如进退与敌方周旋的空间，唯有突围一途方可为生路。
然而，紧接着，问题再次浮现。尽管毛主席已批准实施突围，中原军区内部却陷入了持续的争论之中。对于突围的方向，各方意见不一，各执一词。
起初，5师内部便出现了分歧。李先念与郑位三对放弃根据地都感到不舍，起初均不情愿离开。然而，毛主席鉴于李先念所吸引的敌人目标过于显著，敌人正是针对他而来，若他坚持留驻，根据地恐怕难以维持，于是下令李先念随主力部队行动，而在根据地仅保留了一万人的守军。
随后，对于是选择与淮北的新四军军部保持紧密联系，抑或北迁数百里，与刘邓的晋冀鲁豫根据地实现统一，第五师亦经过一番深入的探讨与讨论。
这还没完。
王树声指出，若北上冀鲁豫，需穿越多个渡口，难度颇高，因此提议先向大别山地区南移，继而转往皖东地区。相较之下，王震主张359旅应转至新四军总部所在地，随后前往东北，与早已抵达该地的359旅的刘转连、晏福生部队汇合。
哎，三支队伍，各自持有四项不同意见。会议召开多轮，却始终未能达成共识。在如此关键的时刻，李先念亦不敢独断专行，唯有充分听取各方意见，故而拖延至今。
直至1946年1月1日，中原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关于战略方针的讨论终于初步达成共识。然而，恰在此时，国共双方停战令正式生效，中原军区瞬间回到了起点，再次面临是否撤退或坚守的抉择。
部分同志依旧对和平抱持着美好愿景，渴望借助谈判的途径解决争端，或是心生抱怨，口中喋喋不休地诉说：
“言及内无粮草，外无援军，战则难以取胜，退亦无路可行。”
在这种消极情绪的笼罩下，中原军区的行动遭遇了严重的困境，尽管成功转移了一部分老弱、妇女干部以及伤员，但整体突围的谋划却始终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待到解放战争的全面爆发，已为时晚矣。
此次，毛主席亲自发布命令，明确指出正常转移已无可能，必须将一切准备转向战斗与突破。中原军区随即紧急研讨突围方案，却引发了激烈的争论。郑位三向毛主席紧急汇报，指出内部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坚守黄河以南，继续在鄂豫、川陕乃至江南等地展开游击战；另一种意见则是大规模转移至华北，同时保留一支游击队在鄂豫地区坚持作战。
数日之后，鉴于敌情紧迫，中原局再次发出电报，主动提出实施突围行动。
“鉴于我方在万般无奈之际所进行的突围尝试愈发艰难，恳请贵方批准我方计划于本月底启动主力突围行动。该计划将沿鄂中地区展开，分为两路纵队，分别向陕南和武当山方向实施突围，继而在陕甘宁边区集结。”
中原军区表现出的犹豫不决，使得毛主席深感忧虑。他最终毅然决然地发出强硬的电报，指示所有决策权归你们自行把握，无需再向上请示，以免错失良机。
毛主席在军事指挥上始终强调将领在外应灵活应对，即便君命有所不便，也应全力以赴打好每一仗，视情况危急时权宜行事。他尤其赏识粟裕，正是因其所率领的华中部队作战时行动敏捷，勇于冒险，善于在困境中寻求生机，反观中原军区的战略部署屡次变动，以致错失了诸多良机。
最终，中原军区的主力部队在分散突围的过程中，尽管李先念、王震、王树声的部队均成功突破了重围，却不可避免地承受了不小的损失。相较之下，负责掩护与阻击的皮定均旅却取得了优异的战绩。这支部队选择了原先被认为最为艰险的路线，却意外地成为了第一个重返华中解放区的队伍，其部队编制也得以保持最为完整。
皮旅之所以能够缔造传奇，关键在于其拥有一支坚强、团结的指挥团队。在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时，他们未曾分裂，未曾慌乱，全体干部与战士齐心协力，凝聚成一股力量，坚定地向着一个目标发起突围。
直至1955年的大授衔时刻，毛主席依然铭记皮定均的卓越贡献，提议在军衔评定上为他额外提升一级，由少将晋升为中将。“皮有功，少晋中”，这不仅是对皮定均个人功绩的肯定，更是中原突围所积累的经验与教训的传承，这是军事史上不容忽视的重要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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