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东战役，是解放战争进程中一个争议不断、却又意义非凡的节点。国民党方面将其渲染为“中原大捷”，自豪地宣称胜利；然而，在解放军最高领导人毛主席眼中，这场战役却是解放战争的“翻山岰子”，一次决定性的重大胜利。为何同一场战事，会引来如此南辕北辙的解读？要厘清这背后的深层逻辑，我们必须跳出表象，深入剖析其战术细节与宏观战略格局。
国民党宣称“中原大捷”，最直接的“证据”便是开封的得而复失。作为河南省会，开封对国民党而言不仅是战略要地，更象征着政权脸面。解放军突袭并攻占开封后，国民党军统帅蒋介石极度重视，立刻命令邱清泉兵团反攻，最终重占开封。从表面看，国民党似乎挽回了颜面，但这场“夺回”并非硬碰硬的激战，而是解放军在歼敌三四万人、击毙整编六十六师师长李仲辛后主动撤出，国民党不过是收了个空城。
国民党吹嘘的另一“功臣”是黄百韬兵团。其在战役中积极救援，作战顽强，因此黄百韬本人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然而，被国民党大肆宣扬的“免于被歼”，实际上是华野在战略调整后的主动收兵。黄百韬兵团即便顽强，也被华野吃掉了数个团，并且未能成功救援区寿年兵团，只是避免了被全歼的命运，远谈不上胜利。
至于国民党宣传中提及的“抓获解放军伤员和俘虏”，这更是将细枝末节放大成所谓的“战果”。在整体战役中，解放军付出了三万余人的伤亡，却歼灭了九万多敌人，并活捉了兵团司令区寿年和整编师长沈澄年，击毙了整编师长李仲辛。这种以局部零星俘获来抵消整体战略损失的做法，无异于自欺欺人，其“大捷”的成色显然不足。
豫东战役的发起，有着深刻的战略背景。在1946年至1947年间，国民党采取全面进攻策略，解放区战略纵深被不断压缩，经济面临困境，部队给养也变得紧张。正是在这样的不利局面下，毛主席在1948年3月电令粟裕渡江南下，但粟裕审时度势，建议暂缓渡江，改在中原战场寻求突破，争取歼敌六至十二个旅。豫东战役正是在此背景下，为打破国民党在中原的优势态势，将战火烧向国统区，进而减轻解放区压力而拉开帷幕。
这场战役对解放军而言，堪称战略基石。首先，它彻底改变了中原战场的战略态势，打乱了国民党原有的防御体系，为后续更大规模的济南战役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其次，华野投入二十万人与国民党二十五到三十万人进行较量，最终歼敌九万余人，活捉兵团司令区寿年，全歼其一个兵团，并重创黄百韬兵团，再次证明了解放军在大兵团作战方面的成熟能力，积累了宝贵经验。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豫东战役标志着解放战争战略重心由防御转向进攻。它巩固了中原地区的战略布局，使得国民党此后不敢再肆无忌惮地深入解放区。全歼区寿年兵团，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让其对解放军的实力有了新的认识，从而在战略上趋于保守。
当然，豫东战役并非没有代价。战役初期，粟裕指挥华野的期望是全歼邱清泉或黄百韬兵团，但这一战术目标并未完全达成。解放军自身也付出了三万余人的伤亡。这在某些观点看来，似乎让胜利的色彩蒙上了一层“惨胜”的阴影。然而，单纯以战术目标是否完全实现或伤亡数字来评判一场战役的战略意义，未免过于片面。
我们可以将豫东战役的战损效费比与之前的孟良崮战役进行对比。孟良崮战役解放军伤亡一万两千人，歼敌三万两千人；而豫东战役解放军伤亡三万余人，歼敌九万余人。从数据上看，两场战役的伤亡效费比大致相当，这表明豫东战役的伤亡数字，在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前夜的整体背景下，是完全可接受的，且与其获得的巨大战略收益相比，是值得的。
在国民党援军逼近，战局愈发复杂之际，粟裕能够果断决定乘胜收兵，跳出战场，避免了更大的损失，这恰恰是其高超指挥艺术的体现。这种在复杂局势下对“收局”的精准把握，是战争指挥者远见的体现。
回溯豫东战役，国民党高调宣称的“中原大捷”，终究不过是粉饰其战略失利的宣传策略。开封的重占只是面子工程，黄百韬的“免于被歼”是解放军战略调整的客观结果，零星俘获更是无法掩盖其兵团被重创、兵团司令被活捉的现实。解放军虽付出了相应代价，却通过这场战役，彻底扭转了中原战场的战略格局，完成了从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的决定性转折，并积累了宝贵的大兵团作战经验。因此，毛主席将豫东战役定义为解放战争的“翻山岰子”，无疑是对其深远意义最为精准的诠释——它不仅仅是一场胜仗，更是铺垫最终胜利的战略基石。